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與中國大陸產生諸多隔閡。臺灣光復後，在教育文化政策方面，，推行國語運動即拉近彼此距離，宣傳臺灣革命先烈事蹟，凝聚彼此國族意識，並且透過新生活運動，讓臺灣與中國大陸互互連結。惟隨著國共戰爭在大陸各地爆發，政府接續查禁反動書刊、宣傳國民反共公約，這些實務後來也在臺灣被進行起來。
臺灣被日本統治50年後，臺灣住民的國族意識較為薄弱。為了讓臺人去除日本化並轉為中國化，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設立臺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委員會，聘請范壽康、許壽棠、林獻堂、黃國書、李萬居、謝東閔、林紫貴、黃純青、宋斐如、蔣謂川、劉啟光、林忠等12人為調查委員，將臺灣革命先烈的事蹟透過出版品，或是忠烈祠(大都由神社改成)奉安儀式、亦或興建紀念碑，廣為宣傳。
國語推行運動光復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推行使用國語文，以取代日語文之策略。民國35年(1946)，「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民國37年(1948)起各縣市亦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開設國語補習班。國語推行運動透過學校教育體系、社會教育以及大眾傳播等眾多管道，推動普及國語、禁止日語與方言的政策。國語推行運動的成果，對於國家整體動員以及政令的施展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對於各族群語言傳承與文化的延續，亦產生負面影響。
民國23年(1934)開始， 提倡新生活運動，係屬公民教育運動，以「禮義廉恥」為核心思想，並要求全國國民在食、衣、住、行四個方面澈底革除陋習，養成良好習慣。光復後，新生活運動亦被引進臺灣，除了熱烈慶祝新生活運動週年紀念日活動，也比照其他省分，成立省、縣(市)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推廣新生活運動。例如，臺灣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曾以自民國36年(1947)10月1日至7日為全省擴大宣傳節約運動週，要求各縣市政府舉辦各種節約運動，其中「節約標語」及「新生活運動標語」，令人印象深刻。
書刊與報紙的查禁，乃是國家透過行政力量，下令禁止列印、流通、閱讀和銷毀，達到箝制民眾思想的目的。中國歷代，焚書和禁書事例屢見不鮮。光復後，臺灣亦有查禁書刊，在二二八事件後更激烈，不只違反善良風俗書刊遭到查禁，其他反動書刊亦被查禁。隨著國共戰爭的影響，查禁書刊更為嚴厲，尤其民國38年(1949)5月20日臺灣宣告戒嚴，人民言論自由在很大的程度被限縮，書刊查禁更是激烈。
民國37年至民國38年(1948-1949)間，國軍在三大會戰遭受慘敗，政府呈顯劣勢。38年4月，共軍渡過長江，國軍在上海與南京保衛戰更是節節敗退，造成社會動盪。8月12日，行政院為澈底實施總體戰，動員軍民加速肅清共黨，完成戡亂任務，特訂定「國民反共公約實施辦法」，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於每次月會時，規定會議主席引領宣讀「國民反共公約」，與會人員隨身朗誦。
日本統治臺灣50年之久，臺灣民眾受日本文化影響至深且遠。光復後，中國文化宣傳的工作至為重要，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此設置宣傳委員會，凡有關宣傳事業接收即由該其負責，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通訊社、情報以及電影等。如民國35年(1946)2月，宣傳委員會奉長官長官公署命令，將臺灣電影戲院劃歸其管轄，即派員接管全省日人經營的電影戲院，並且委託商人承租、經營。宣傳委員會負責拍攝電影、舉行新聞照片展覽會、放映電影、管理電影戲劇事業、審查影片及劇本，以掌控電影宣傳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