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隨之而來的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對經歷日治時期的臺灣各族群，面對新國家（國民黨政權）的到來，產生大小不一的文化、語言和生活衝擊，臺灣原住民族族亦不例外。國民黨政府發現臺灣社會各方面遭受日本「遺毒」影響甚深，民國36年（1947）的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當局展開鎮壓和清鄉的清洗行動，從地理空間和族群來說，多將重心放在都市、平地和漢人的掃蕩為主，未將目光投射到臺灣高山範圍和原住民族族。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戰況愈趨嚴峻，旋即於民國38年（1949）5月20日全面實施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的〈臺灣省戒嚴令〉，至此臺灣進入戒嚴時期，臺灣人民無論身份、族群或職業，抑或是日常生活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同年（1949）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撤退至臺灣。民國76年（1987）7月14日宣告解除〈戒嚴令〉，臺灣人民得以從威權統治時期的框架鬆綁。然而，直到民國81年（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廢除「二條一」後，威權統治時期才終於落幕。
其中，民國43年（1954）2月25日，6位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叛亂及貪污」罪名被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他們分別是：角板山泰雅族的林瑞昌（臺灣省議員）、高澤照（桃園縣警察局巡官）、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湯守仁（山地警務室科員）、汪青山（嘉義縣警察局巡官）與方義仲（達邦村村長）。同年（1954）4月17日下午2時30分，發交臺北憲兵隊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這也是威權統治時期首宗臺灣原住民族的政治受難案，受難的原住民族菁英在政治身份和社會聲望堪稱當時代的最高層級。
根據研究指出，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被迫捲入國、共兩個政權的鬥爭和「忠誠」問題， 其結果造成泰雅族林瑞昌、鄒族高一生、湯守仁等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世代遭受1950年代威權統治初期的國家暴力，致使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一夕之間殞落的悲劇，甚至「罪及親友」。對經歷日治時代「理蕃政策」和日式教育「規訓」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來說，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北部泰雅族群由林瑞昌極力控制族人，阻止族人涉入二二八行動，以求族群發展。而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和湯守仁在嘉義市民代表的請求下，下山維護市區治安，卻意外發生衝突，參與嘉義水上機場之役，並攜帶槍械返回部落，儘管事後高一生、湯守仁主動請求自新（自首），卻仍不免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戒心。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這個主題，我們將目光集中在這群第一批受難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現階段開放的國家檔案規劃各項次主題。首先，我們簡單梳理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山地行政、原住民族族名稱的改變、山地管制與原住民族的自治精神，掌握國民黨政府對山地空間制度規劃和原住民族的態度，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的肆應情形。
其次呈現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做過哪些舉措，挑動國民黨當局的敏感神經，進而決定動用情治單位，展開對林瑞昌、高一生和湯守仁等原住民族菁英的監控、逮捕、定讞與行刑。最後，當林瑞昌、高一生等原住民族菁英死刑過後，遺族後代又受到何種程度的監控和騷擾。
必須注意的是，檔案裡面包含內部簽呈、報告、筆錄、審判書和自白書等不同類型的資料，而檔案內容用詞很大程度呈現了當時官方（國民黨政府）機關單位的視角，不代表全部的「事實與真相」，甚至有惡意羅織的情形。 查閱國家檔案的同時，建議搭配其他口述訪談集、回憶錄或紀錄片，可以更全面理解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山地管制與山地青年服務隊
臺灣的山地管制最早於清初以「立石為界」阻絕漢人進入生番地界，以減少漢番衝突。這些「番界」有時是自然山川，有時透過人工立碑或挖溝渠為界，留下許多界碑和土牛溝。然而，為開發山林資源與土地，開始設立「隘」並派員保護開墾者安全，以防「生番」滋擾；至清末已形成「隘勇線」制度，「官隘」與「私隘」並存。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原住民族採綏撫政策，山地管制大致維持清末體制。1902年後，以「隘勇線推進」包圍「生蕃地」，轉為國家掌控的「蕃地」。「蕃地事務」有別於一般行政區，總督府採「特殊行政」由警察機關負責。1930年霧社事件後，日本全面檢討統治政策，大幅調整教育與警察制度，期望藉「教化」降低治安威脅。此政策衝擊了傳統部落文化，如1930年代後將部落青年訓練所移接至理蕃當局操縱的「青年團」，其幹部影響力逐漸取代傳統頭目。
1945年國民黨接管臺灣前，對原住民族行政事務相當陌生，「接管計畫」中未見具體措施。研究指出國民黨對臺灣山地的治安與管制約可分三個時期：
1、從日本戰敗至二二八事件（1945－1947）。
2、二二八事件爆發至1949年國民黨撤守臺灣（1947－1949）。
3、國民黨遷臺至1952年完成「改造」（1949－1952）。
這三個時期的山地管制隨時局演變愈趨緊縮。在政策上，原住民族希望限制平地人入山的意見，似乎與國民黨有效管制山地的想法不謀而合。
民國35年（1946）1月第2次「高山族施政研究會議」中，代表林瑞昌等人聯名請求，希望將山地及平地交通限制暫時維持日治時期的禁止出入狀態，獲會議同意。事實上，山地鄉編制完成後，花東二縣陸續接獲平地人擅入山地多生糾紛之通報，遂向行政長官公署呈報管制辦法。公署統一修訂後通令各縣參酌辦理。無論是原民代表陳情或花東二縣的辦法，都顯示原住民族不想馬上與平地人全面接觸，盼保持一定距離。
這種態度也反映在二二八事件時，北部泰雅族林瑞昌限制族人下山涉入以穩定內部。惟阿里山鄒族鄉長高一生應嘉義市民代表請求，派曾任軍官的湯守仁率族人下山維護市區治安，卻意外與駐軍衝突並將槍械帶回部落。整體而言，原民各族與部落多採克制與中立態度而未生動亂。
然而，事件中被列為「匪徒」者竄逃入山，暴露出國家山地管制的薄弱，促使警政與情治單位開始重視山地情資與山地青年。民國36年（1947）12月，省政府電知各縣市「臺灣省山地各鄉青年服務隊章程準則」，要求15至30歲之山地青年男女均得加入組訓。
隨著國共內戰嚴峻與二二八經驗，國民黨對臺統治愈趨高壓，更積極強化山地管制。我們可以從幾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法律頒佈，看到山地管制的緊縮與對山地人材的啟用。
由於獵槍管制自日治起就是重點，戰後政府依然延續。民國38年（1949）2月警務局公布「臺灣省山地人民借用獵槍及給予彈藥辦法」加強管制。同年10月擬具「臺灣省平地人進入山地管制辦法」，嚴管外人入山。其後陸續公布「山地區域警備加強辦法」、「戒嚴期間平地人民進出山地管制暫時辦法」等，將管制提升至中央層級，近一步確立隔離政策。
此外，民國38年（1949）5月臺灣宣告戒嚴。隔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因中共省工委會的蔡孝乾於2月逃至阿里山，保安司令部吳國楨下令於3月8日至9日辦理全省山地清查，此波清查便動員了在地原民組成的「山地青年服務隊」。
民國40年（1951）1至4月間，陸續推行緊縮方案與法律，重點涵蓋加強入山管制、舉辦山地清查、檢閱青年服務隊及設立「山地治安指揮所」。其中章程規定：15至35歲山地青年「均編為隊員」加強組訓，並由治安指揮所的政治指導員負責「政治訓練」與「思想考核」。
事實上，國民黨的山地黨務自民國38年（1949）以降展開，以黨領政成為滲透山地社會的重要機制，造就「山地黨政一元化」。1950年代起，黨組織在戒嚴與情治系統掩護下，有步驟地滲透原民社會。觀察威權初期的山地管制，隨時局由寬轉緊，原先為區隔日治時期而改變的管制政策，因應現實需要又在更名後恢復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