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統治時期的校園師生受難者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揭櫫威權統治時期為「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在這段漫長歲月裡，許多平民百姓不幸成為執政當局的政治舉措下的受難者，即便相對自由開放的校園，許多師生也不能倖免。
爬梳國家檔案，我們看見昔日校園師生面對日常生活與局勢變化時，有著教學之外、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一面，譬如組織武裝部隊、發動罷課、鼓勵校園自治、主動參加讀書會、議論時政等。這些行動在威權統治時期導致學生們直接、間接地招致政府彈壓，甚至有人被羅織罪名而不幸受難。
失去教職或學籍，幾乎是所有師生受難者的共同遭遇。將眼光投放至歷史場址，就會看見他們輕則被關押一段時日後被釋放，重則被害或從此失蹤。身陷囹圄的師生在獄中身心受創，即便有幸重獲自由，仍長處於被監視、跟蹤，長期被監控，難以重回正常生活軌道。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校園師生受難者」主題下，按：威權統治時期的校園、師生行動、師生遭遇，與受難者身影等次主題，應用國家檔案的紀錄，重拾威權統治時期校園師生的遭遇，並從受難者的生命歷程，管窺政治迫害的一隅。
師生行動
「師生行動」此一次主題，側重校園師生在威權統治時期曾經有過什麼樣的舉措。這些舉措不一定會導致受難事實的發生，而校園師生受難者也不一定有過這些行動，但包括組織武裝部隊、罷課、參與學生自治、讀書和議論時政等，確實是威權統治時期校園中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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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武裝部隊(一)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師生組織武裝部隊，希望為維護地方秩序盡一己之力。臺北有響應號召而加入「忠義服務隊」的學生，臺中有加入「二七部隊」的師生，高雄則有組織「雄中自衛隊」的學生。不過，就這些師生們的經歷來看，在那個年代，師生組織武裝部隊，終究不見容於執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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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武裝部隊(二)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師生組織武裝部隊，希望為維護地方秩序盡一己之力。臺北有響應號召而加入「忠義服務隊」的學生，臺中有加入「二七部隊」的師生，高雄則有組織「雄中自衛隊」的學生。不過，就這些師生們的經歷來看，在那個年代，師生組織武裝部隊，終究不見容於執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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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武裝部隊(三)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師生組織武裝部隊，希望為維護地方秩序盡一己之力。臺北有響應號召而加入「忠義服務隊」的學生，臺中有加入「二七部隊」的師生，高雄則有組織「雄中自衛隊」的學生。不過，就這些師生們的經歷來看，在那個年代，師生組織武裝部隊，終究不見容於執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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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課(一)
罷課這項行動，對於今日的我們可能不是那麼熟悉，不過，在威權統治時期剛開始不久，它其實是一種學生表達訴求的常見行動，由於執政者的壓制，消失了一段時日，後再次興起。檔案中若見到執政當局對罷課的反對之聲，正反映罷課確實曾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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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課(二)
罷課這項行動，對於今日的我們可能不是那麼熟悉，不過，在威權統治時期剛開始不久，它其實是一種學生表達訴求的常見行動，由於執政者的壓制，消失了一段時日，後再次興起。檔案中若見到執政當局對罷課的反對之聲，正反映罷課確實曾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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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生自治
在威權統治時期，參與學生自治是學生成為受難者的原因之一。張常美，1931年生於南投草屯。1950年在臺灣省立臺中商業職業學校的課堂進行間被叫到校長室，而後被帶上吉普車，就此失去自由，直到1962年方獲釋。多年以後回憶起學生時代，張常美表示當年學校有學生自治會，每班的班長都要參加，而她是班長，所以也參加了，而她在被捕之後，受訊問時，其中一個被問的問題就是認不認識自治會長吳明正。由於吳明正逃亡中，可能與吳明正認識的學生便成為抓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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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一)
除了參與學生自治，讀書在威權統治時期亦為校園師生被捕、入獄的常見指控。這裡所提到的讀書，基本上是讀課外書，也許是自己讀，也許是參與讀書會，都可能使自身陷入危險。從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師生可能因讀書而被判有罪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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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二)
除了參與學生自治，讀書在威權統治時期亦為校園師生被捕、入獄的常見指控。這裡所提到的讀書，基本上是讀課外書，也許是自己讀，也許是參與讀書會，都可能使自身陷入危險。從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師生可能因讀書而被判有罪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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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時政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臺灣，議論時政也是校園師生受難者常見的行動。從檔案中常可看師生議論時政而被視為叛亂，而若對照師生受難者之口述或回憶，可知有些是確有其事，有些則可能是受到羅織，實情究竟為何，仍有待比對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