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支援教學網

　　自抗戰進入僵持階段後，日軍因自身資源、兵力等因素，暫停對華大規模軍事進攻，經濟侵略手段成為侵華重點。日本特務機構，配合日軍軍事行動，實施破壞國民政府經濟的措施。強迫使用軍用票與偽造法幣的方式，是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重要手段。日軍藉由偽幣破壞中國金融秩序，利用偽幣搶購物資；或做為軍用、或用以出售套得真法幣，以真法幣換取中國得之不易的外匯，既可破壞中國財政，又能謀取侵華日軍軍費。

　　自抗戰進入對峙階段，物資戰手段成為對抗敵軍的一種重要方式。較單純的來說，為避免物資外流，並防止日人在我方控制區取得商業利益增加敵人的實力。政府制定法律禁運物資前往淪陷區，同時也禁止淪陷區商品運到我方控制區出售。
但現實狀況的經濟作戰還要考慮到金融與物資品項等需求等問題，其考慮實際情形相當複雜。常見的做法是將非必需品如化妝品、煙、酒等物品走私、傾銷給對方，以換取其現金。再從對方手中奪取如西藥、醫療器械、糧食、棉花等必需品。

　　抗戰期間，部分日軍在華肆行暴力、濫殺無辜，除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對中國的文化與經濟造成的損失亦是難以數計。為伸張公理正義，並符合現代法治國家的標準，政府著手設立戰罪調查機關。
民國33年（1944）2月，行政院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成立，象徵著政府在實際處置戰罪問題跨出重要一步。為有效在戰時著手蒐集地方暴行的證據，該委員會制定《敵人罪行調查計畫綱要》，對蒐集證據的相關工作制定基本規範，為戰後審判戰犯奠定基礎。

　　對日抗戰時期軍民為表達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操，各地以不同名義發起的捐款獻金活動甚多。由於這些捐款活動紛雜多元，易有私自侵占與權責不清等弊端，國民政府特頒布《統一捐款現金收支處理辦法》以謀解決。
這項抗戰時所公布的法令直至民國100年（2011）7月14日，才由行政院廢止。

　　抗戰期間，國軍沙場攻堅、犧牲生命、保家衞國，用血肉築起護國的長城。為表達對國軍的敬意，戰時政府與民間發起各種敬軍運動。敬軍運動範圍廣泛，社會大眾除了以身體行動表示對國軍的尊敬外，還有各種為國軍與軍屬提供的服務工作。
在服務國軍的組織方面，全國慰勞抗戰將士委員會總會扮演重要角色。該組織在中央與地方設立機構，發起各種敬軍活動。

　　軍隊為有效管理軍人心理及軍隊士氣，對於軍人結婚一事訂有相關辦法。民國23年（1934）國民政府所公布之〈陸海空軍軍人婚姻規則〉，規定軍人結婚須有相關之規定限制，無法任意結婚。

　　民國24年（1935）推動幣制改革，使用法幣以來，通貨膨脹問題就已經存在，但當時尚不嚴重。抗戰爆發後，政府支出大增，原為國家主要財源的東南沿海地區卻淪陷，國家收入大幅縮減，遂成通貨膨脹更加嚴重。
特別至民國29年（1940）以後，糧食欠收，投機商人囤積，加上日本的封鎖政策，食品價格急速暴漲。物價上漲促使勞工要求提高工資，整體消費者開支上漲，出現了螺旋式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過程中，受影響最大的是一般公教人員，其生活幾乎難以維持。

　　民國27年（1938）10月，武漢會戰失利後，日軍主力直指湖南。11月初，日軍轟炸長沙和衡陽，進攻湖南，臨湘、岳陽接連失守，中日兩軍沿新牆河對峙，長沙局勢嚴峻。為了避免從武漢等地轉進而來的大量物資為日軍奪取，政府決定在長沙實施焦土政策，計劃在日軍攻下長沙前夕，將重要物資自行燒毀。政策既定，長沙各級軍事單位隨即進行相關準備。
但在意外事故與一連串指揮失當、謠言傳播的情況下，11月12日，守軍在日軍並未進逼的情況下四處舉火。倉促而未經準備的焚城行動幾乎將長沙付之一炬，成民眾生命財產巨大損失，是為「長沙大火」事件。事件發生後，各界輿論反應激烈，湖南民眾對此更為憤慨，蔣中正委員長親赴長沙處理善後，調查事件起因及確認責任歸屬問題。

　　自古以來，中日兩國僅一水之隔，經濟與文化的聯繫密切，許多民眾因為經商、求學等因素旅居日本。中日間戰事爆發後，旅日華僑透過各種形式支持祖國，其中以直接回國參加抗戰和捐款捐物最多。
根據學者的研究，旅日華僑在九一八事變後，數量逐漸下降。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日華僑銳減，僅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的1個月，歸國華僑就達到5,700餘人。雖然還有一些華僑因為經濟或家庭等因素選擇留在日本，至民國27年（1938），旅日本華僑為17,000餘人。

　　抗戰期間華僑或為支持祖國作戰，或為遠避戰禍紛紛返國。但返國之事牽涉廣泛，由於戰爭屬突發變故，僑民返國不但中斷了原有生計或學業，還有旅費支出與未來何去何從的問題，亟待解決。
因此在行政院的指示下，外交部、僑委會等單位就歸僑的交通與旅費問題進行磋商，包含在戰時及位困難的情況下調度船隻及提供救濟款項等，期盡力協助僑民解決各方面的困難。

　　抗戰期間，為支持國軍作戰，國民以慷慨解囊、踴躍捐輸等實際行動，為國軍做出歷史性的貢獻。在國力有限、物資缺乏的環境下，全國慰勞抗戰將士委員會與各省政府仍盡力組織與推動各種捐輸活動以鼓舞國軍士氣、改善軍人生活條件。

　　民國26年（1937），政府遷至重慶，對日的抗戰進入僵持階段。為了使國家能持久抗戰，政府推動節約建國儲蓄運動。這項運動具有多項目標，一方面鼓舞全國人民抗戰意志，同時協助政府集中社會游資解決戰爭所需的巨額軍費、平抑戰爭造成日益惡化的物價問題，以及促進後方的經濟建設。

　　簽訂平等新約是我國外交的重大成就，政府除了在法治管理各方面有更進步而符合國際標準的作為外，也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宣傳與慶祝活動，以鼓舞抗戰中的民心士氣。民國32年（1943）2月國民政府批准新約後，決定舉行慶祝活動3天。從2月5日起，重慶各機關學校放假3天，舉行集會、講述建立平等新約的意義。此外，工廠停工1日，商店、住戶懸燈3日，電台媒體全日播放慶祝新約的節目，並安排政府與文化界人士發表廣播講演。隨著領事裁判權的廢除，代表我國司法權的獨立，因此政府將1月11日訂為「司法節」。

　　為使對日抗戰的前線戰士與難民能平安渡過寒冬，由中宣部、軍政部、交通部、軍委會政治部、軍令部、後方勤務部等20餘個機關團體共同組成全國徵募寒衣運動委員會總會（簡稱「寒衣總會」）。寒衣總會於民國27年（1938）9月召開成立大會，會議通過《全國徵募寒衣運動委員會組織大綱》，其徵募所得主要提供國軍與受戰爭影響的難民運用。
另寒衣總會原設總會於武漢，後因戰事先後遷徙長沙、桂林、重慶，同時又於各重要城市設立分會。

　　抗戰期間，日軍鐵蹄所至之處，生靈塗炭。淪陷區人民為逃避戰禍，被迫離開世居的家園，奔向大後方或安全區域，從而形成了難民潮。
抗戰時期的難民遷徙，肇始於民國20年代初期。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東北，大批難民湧入關內，數量達數十萬之眾。民國26年（1937）對日抗戰正式展開後，據統計僅民國26年（1937）7月至民國27年（1938）3月，難民數已達2,000萬。隨著日軍在占領區的殘暴與日軍機對許多城市的轟炸，難民人數不斷增加，救濟工作刻不容緩。

　　中日戰事爆發後，華僑在日本與其殖民地的處境受到關注。駐日大使許世英為此派遣館員柳汝祥前往臺灣、朝鮮視察僑情。
柳汝祥於民國26年（1937）10月20日由神戶出發，先到臺灣視察，11月2日由臺北出發，經日本門司，5日抵朝鮮。在朝鮮期間，拜訪釜山、京城、仁川等地，17日離開朝鮮，返回東京，共停留13天。從其向大使提出有關朝鮮僑情的報告，可以一窺戰時朝鮮華僑在日本領地面臨的處境。

　　中日戰事爆發後，華僑在日本本土與其殖民地的處境受到關注。駐日大使許世英因此派遣館員柳汝祥前往臺灣、朝鮮視察僑情。
柳汝祥於民國26年（1937）10月20日由神戶出發，23日抵臺北，26日到高雄，28日前往臺中、臺南等地，11月2日離臺前往朝鮮繼續調查，共在臺停留11天。返回東京後，其向許世英提出有關臺灣的報告，可以一窺戰時在臺華僑在日本領地面臨的處境。

　　戰時為籌募龐大的戰爭經費，政府於民國26年（1937）8月17日宣布發行救國公債。而為推廣購債事務，又於8月24日成立救國公債勸募總會，由宋子文擔任總會會長，在各省市設立分會、支會以及勸募隊，並向海外華僑募款。
除了救國公債以外，政府於戰時還發行了國防公債、軍需公債、建設公債等10餘種公債，透過各項公債籌募戰費。

　　戰禍造成人民流離失所，致使大量難民產生，而政府與民間組織紛紛伸出援手，提供難民協助。那些被迫離開家鄉的難民有的在後方獲得同鄉與親友接濟，有的暫時棲身於官方與民間設立的難民收容所。這些難民收容所通常運用學校、政府機關或廟宇設立，設立者除官方外，還有同鄉會、紅十字會、佛教慈善團體等組織，難民收容所為難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條件。

　　對日抗戰期間，國土遭日軍蹂躪，人民流離失所，社會上也出現了許多受難兒童。他們有的是因親人被害、無家可歸，有的是在逃難過程中失去家人的庇護，其處境較成人更為不幸。為挽救這些國家未來的棟樑，減少人道災難，政府機關與民間機構紛紛伸出援手，協助提供收容與教養。

　　戰期間為響應捐獻救國，在國內有獻債運動，而在海外僑居地，也有焚債運動，都為抗戰經濟有所奉獻。戰時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全國各省發起捐獻救國公債運動。其對象是凡國人手上持有中華民國政府所發行之各種公債，如救國公債、國防公債、賑濟公債等皆可用來捐獻。各項公債的捐獻事宜，由中國、中央、交通、農民等4家銀行負責辦理。

　　為響應全國獻機運動，人民動員委員於民國30年（1941）6月成立忠義獻機勸募委員會。勸募委員會成立後，活動至次年4月結束，共募得190餘萬元。由杜月笙等代表，陸續將所募款項捐給中國航空建設協會。

　　捐款獻機活動起源甚早，早期多與華僑有關。民國以來面對外國的侵略，保家衛國的意識逐漸高漲。民國21年（1932）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中，菲律賓華僑曾捐獻30架飛機給國軍。
之後，上海人民發起「航空救國」運動，募得130餘萬元，向美國訂購19架驅逐機。國民政府於民國22年（1933）組織「全國航空建設會」，負責收取各地的捐款。但至抗戰前兩年，空軍停止新機補充，日常訓練的飛機大半超齡。民國25年（1936）適逢蔣中正委員長的50歲壽辰，各界掀起獻機祝壽的運動，此運動大致持續至民國30年（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