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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34年(1945)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我國由葛敬恩(1889-1979)擔任前進指揮所主任，臺灣自此結束日本統治時期，進入中華民國統治時期。不久後，國民政府任命陳儀(1883-1950)為臺灣省行政長官，臺灣歷史進入新階段。不過當時有幾項特別的狀況是影響臺灣經濟發展的潛在因素。首先是中華民國尚未行憲，仍屬訓政時期；再者，中華民國乃是以盟軍成員的身分實施接收，故在盟總指令的授權下，以軍事形式接收臺灣；第三是臺灣已脫離中國統治已逾五十年，不僅臺灣對中國陌生，中國也不甚瞭解臺灣。在這些因素影響下，一個與中國制度不同、且由軍方主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焉成立，首任長官即由陳儀擔任。
　　然而，畢竟在官方與臺灣民間的理解隔閡，及軍方、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等較具強制性的組織從事接收行動，使此時的臺灣逐漸形成接收初期政治、社會不穩的氛圍，影響經濟發展。

　　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曾有數種商品受到政府管制，採行專賣政策，包括菸、酒、鹽乃至鴉片、石油等十項產品。中國接收臺灣後亦沿襲此套制度，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令將既有的專賣組織，改組為「臺灣省專賣局」，限縮專賣產品至菸、酒、樟腦及火柴等四項。民國36年(1947)，又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專營菸、酒及樟腦專賣事業。由此可知，菸、酒長期以來即為臺灣的專賣商品，商品獲利為官方所有。
　　雖然對官方而言，菸、酒專賣並非單純僅為豐盈府庫，其實也有減少人民稅賦的附加目的。然因菸、酒利潤頗豐，但販售業務卻由政府掌握，民間乃試圖以私製產品替代圖利，違反法令。因此，專賣局乃在其下設有專職緝私單位，可偕同警方查緝私菸。於是，民間勇於私販、官方勤於查緝，雙方的矛盾難以彌合。再加上光復後臺灣民生凋敝，取締私菸行動加深民間隔閡，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導因之一。

　　光復初期，臺灣經濟受物價膨脹的影響極大，經濟學家研究臺灣當時的躉售物價指數，一個月內便有高達五倍的跳升幅度。然此其實只是因為物價由原本日本管制狀態回升至市場水準而已，不是惡性的物價膨脹。可是此後的指數竟然持續飆升，到了民國39年(1950)年底時，躉售物價指數上升超過20萬倍，是臺灣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狀況。
　　接收之後，因中央的財政狀況及中國大陸政局所致，使得臺灣的經濟受到牽連，物價膨脹嚴重。另一方面，亦因政府規定的利率遠低於物價膨脹率，使臺灣民間之私人借貸盛行。甚至農民也常得靠著這類借貸，才有繼續投入農業生產的能力，造成利息負擔影響生計的情形。在這些不利環境的籠罩下，此時的臺灣不僅沒有因為戰爭結束而邁向安定的局面，反而遭到各種政治、經濟因素的衝擊，令社會情況不易恢復。

　　臺灣在日本統治後期，因戰事擴大而分擔更多來自日本的壓力，例如臺灣銀行被強制認購日本發行的戰爭公債等。這些狀況導致臺灣本土的金融機構發展因戰爭受到限制。然而戰爭結束以後，中國內部衝突激化，使得臺灣仍難擺脫戰事的牽連。
　　經濟學者指出，當時中國大陸地區的情勢，使政府公營事業的營利目標，幾乎都被設定為支持軍事所需，而非原應具有的調節民生功能。然因公營事業常係壟斷事業，可由政府視需要調整價格或產量以利政策。故當政府有心利用公營事業創造利潤以支應軍需時，不免調漲價格，從而帶動物價的上漲。公營事業的盈餘若多被用於戰事，原本的財務目標易受排擠，營運資金亦不免短絀，需再靠借貸因應。然當各公銀行庫的放款因戰事而無法償還時，呆帳自然愈來愈多。最後的結果是，臺灣經濟因中國大陸地區的軍事衝突擴大而遭受牽連。

　　由於臺灣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後期陷入窘迫之境，特別是時常受到空襲，生產場所與工具遭到破壞，生產能力受到侷限。民國34年(1945)臺灣糙米的產量，不及前一年的六成，可見情況之嚴重。
　　然在戰爭結束後的接收過渡期裡，日本雖在本土依然實施糧食管制，但臺灣卻因統治權即將轉移而放鬆管制，於是不少食糧進入市場，藉機獲取利潤，卻也造成原本窘困的食糧供給更加短絀。除糧食商品以外，其他民生物資較過去日本產業的情況不佳，使得原可儘快投入生產的日產，失去被有效運用的良機，造成民生物資短絀。而另一方面，亦因較大型的日產企業多半撥交政府，不免為政府用以其他目的，例如挹注中國大陸地區的經濟，或軍事所需等。亦即戰後的日資產業會因撥交的對象與狀況等因素，導致未能被有效利用。這也是此時臺灣在戰爭結束後，民生物資不能充分供應的原因之一。

　　失業是經濟學與社會學都極度重視的問題，因為失業產生的連帶影響很大。雖然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的經濟角色，主要是做為日本政府的農業重鎮。另因臺灣係以自身的農產品換取日本的工業產品進口，故仍有相當的二級產業從業人口。如民國35年(1946)的戶籍資料顯示，臺灣雖有近七成的農業就業人口，服務業比例為近25%，工礦業則僅6%略強，總和達三成。有學者將此時的臺灣產業結構，稱之為「農工並存雙元發展模式」。
　　然因光復後的工業成長狀況緩慢，勢難有效吸收原本的勞動人口，造成失業情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自民國35年(1946)6月起，曾多次舉辦技術人才登記，一則進行調查統計，一則備於日後任用。結果發現竟有超過三成的失業人口來自工礦業。加上原本最大宗的農業就業人口，也受資金、器材不足等影響，無法有效從事生產工作，形同陷入失業境地。龐大的失業人口，考驗著因頻繁戰事而備受影響的臺灣。

　　自日本統治時期後期開始，負責發行貨幣、扶植日本企業的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在日據時代即將結束的時候，貨幣發行太多，使坊間物價提高。事實上在民國26年(1937)到民國33年(1944)間，臺灣總督府並無財政赤字。但因局勢致使其在民國34年(1945)8月至12月間的臺灣銀行存款餘額大幅耗損，使臺灣總督府的公務支出形同由臺灣銀行墊付。當臺灣銀行難以支撐時，只好增發貨幣以為因應，通貨膨脹難以避免。
　　此後，即使日本投降，臺灣銀行仍須對臺灣省的公庫提供墊款，與日本統治時期無異，仍難發揮應有功效，導致原就窘迫的經濟情勢雪上加霜。民國35年(1946)5月20日，臺灣雖經幣制改革，發行「臺幣兌換券」，然其與法幣間的兌換狀況，造成熱錢自大陸地區湧入臺灣的結果。

　　「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由日本國會立法通過、日本政府規劃建構而成的老牌商業銀行，其有發行「臺灣銀行券」的職能，有近似我國中央銀行的功能。日本投降後，財政部於民國35年(1946)簽奉行政院核准，將日本統治時期之臺灣各銀行，如臺灣儲蓄銀行、三和銀行臺灣各支店等，合併為臺灣銀行。
　　改組後復業的臺灣銀行，由財政部委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負責管理。此後形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特別金融機關，執行官方財政政策，甚至擁有近似中央銀行的功能。臺灣銀行本身，也頗以其「成立以來即經理公庫業務，並奉准發行臺灣地區之通貨及代理國家銀行之多種業務」，且擁有「兼具一般商業銀行及中央銀行之雙重性質與功能」等歷史自豪。自其復業迄今，一直都是重要的金融機構。

　　在臺灣歷史上，「臺幣」至少有三種型態。第一是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銀行券」，第二是光復後發行的「臺幣兌換券」，第三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新臺幣」。民國35年(1946)年首度發行臺幣兌換券時，也曾因其相較過去的臺灣銀行券為新，而被稱為「新臺幣」。直到後來的新臺幣問世，才被改稱為「舊臺幣」。
　　日本投降後，中央政府原本有意由中央銀行在臺設立分行，發行與法幣近似、但只能在臺灣流通的「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並已印妥待送。不過最後決定尊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的意向，允許臺灣銀行券繼續流通。不過，臺灣銀行券曾在臺灣被正式接收前，出現近30億的發行量，價值有浮濫之疑慮。因此中央決定發行新貨幣因應，也就是臺幣兌換券。然而臺幣兌換券發行後，並無法阻止臺灣通貨膨脹的情況，也令臺幣兌換券大幅貶值。終於在民國38年(1949)以後，政府準備發行新貨幣，民國39年(1950)1月14日，臺幣兌換券正式停止流通。

　　早在民國33年(1944)第二次世界大戰尚在持續之際，國民政府已規劃日本戰敗後、政府接收臺灣之時，將日本官有土地一律收歸國有。日本戰敗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主導的「臺灣省軍事接收委員會」，隨即訂定具體法規，進行接收工作。
　　不過這些日產之中，也有部分屬於私人產業，政府的基本態度，仍以收歸國有為主。在日本統治時期的私人企業方面，若其原屬日資企業，則基本上收歸國有；若原為日臺合資者，便將日人資產部分充公，臺人資本部分則以發還原股分或換發新股的方式處理；若原本是他國資本而無日資在內的私產，則將其發還原股東。由此可以看出，接收的主要目標，是日本官方資產。對不屬於官方資產的部分，政府大致上能尊重原有者的權利。至民國49年(1960)年底，成立隸屬於財政部的「國有財產局」，期能有效管理相關財產，也讓光復後原本紊亂的日人私產接收工作，日漸走向法制化的型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臺灣捲入戰火，但戰爭結束不久後，臺灣地區便發生一場嚴重的衝突，即二二八事件，其原因之一與臺灣民生困頓有所關聯。尤其通貨膨脹帶來的民怨，更是難以消除的問題。例如中國大陸地區的貨幣流入臺灣，物價上漲幅度也讓民眾苦不堪言，加深官方與民間的裂痕，導致悲劇的發生。
　　二二八事件在經濟面上造成的損害，除設備、廠房等物質部分以外，人力資源也有所耗損，這些人力折損代表的是生產力的喪失。尤其更重要的部分，或許不是在經濟數字方面，而是已經凋敝的民間經濟，又因民間動盪而讓情形加劇。於是臺灣不僅無法在光復後立即恢復經濟，官方與民眾間的不信任，都成為此間所浮現的機會成本。由此可見，民間動亂對民生經濟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民國26年(1937)到民國36年(1947)間，戰亂導致財政支出不斷增加，政府大量發行法幣因應。但庫存的黃金及外幣都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因法幣貶值而導致惡性通膨。民國35年(194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不同的貨幣發行於臺灣，試圖將臺灣隔離於大陸地區的紊亂經濟情勢之外。但因臺灣與大陸依舊有貿易往來，始終無法避免法幣湧入而被牽連。
　　中央、地方政府均致力消弭通貨膨脹的危機。然因國共戰爭日漸不利，且金圓券未能嚴守發行限額，使人民失去信心，金圓券的改革在中國大陸地區面臨失敗。在中國大陸地區已然趨近崩潰的金圓券，自然無法獲得臺灣人民的信任，並牽連臺灣的經濟發展。

　　臺灣在民國35年(1946)到民國38年(1949)間，因為經濟、社會狀況不斷，陷入嚴重的惡性通膨危機之中。為重建臺灣經濟，確保臺灣可在與共產黨的對抗中提供穩定的資源，臺灣省政府乃與中央銀行共同撥出黃金80萬兩，作為改革幣制之基金，並另撥一千萬美元之金額，做為進口貿易運用基金。民國38年(1949)6月15日，臺灣省政府公布《新臺幣發行辦法》，由臺灣銀行發行此一「新臺幣」，規定新臺幣最高發行額為兩億元，原有的臺幣兌換券，則需以四萬元合新臺幣一元的比率進行兌換，而外匯匯率則為一美元兌新臺幣五元。
　　政府致力促成新臺幣的成功，除強調新臺幣為十足準備，重建民間對官方貨幣的信心外，也藉由停止、限縮新臺幣匯兌大陸的金圓券與其他貨幣的方式，試圖重新建構臺灣經濟網絡，穩定臺灣通貨膨脹的程度。自此之後，新臺幣即成為臺灣的有效貨幣，至今則已成為亞洲貿易中的一種重要貨幣。

　　民國38年(1949)起在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授意下，日本與各國簽署各項貿易與金融支付協定。次年日本即與政府簽訂協議，展開雙邊貿易。隔年臺灣對日貿易輸出額，達到總輸出額的48.3%，至民國44年(1955)時，更已至三分之二的比重。在此後的十年中，臺灣的輸出量有近一半的比例來自於對日貿易。民國50年(1961)以後，即使臺灣對美國、越南、高棉、寮國等國家的輸出明顯增加，對日輸出額仍占所有對外輸出之首。
　　民國66年(1977)後，臺灣對美輸出比重開始超過對日輸出，對日輸出降居第二位。在臺、日、美的貿易關係中，臺灣係扮演著將日本產品加工配裝和轉銷的角色，與美、日形成三角商品的流向結構。由於臺灣在日臺美商品流動結構中處於中轉地位，因此對美貿易長期保持順差，對日貿易則保持逆差。

　　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多次受到空襲，不少農地因而毀壞，致使光復後糧產嚴重不足，引起糧價大漲而威脅民生問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乃思索多種因應之道，其中之一即是在民國35年(1946)時成立臺灣肥料運銷委員會，試圖透過控制生產面影響米價。不過，臺灣肥料運銷委員會提高肥料售價，超過農民接受程度，令農民不滿政策而效果受限。
　　民國37年(1948)9月，臺灣省政府擬定新的方案，規定農民不可直接用現金購買其在耕作時所需的化學肥料，而必須以稻穀按一定比例兌換。這種方式被稱為「肥料換穀」，實施了超過廿年。制度設計的本意是在將糧價保持在較低的價格位置，避免過去因生產不足而使市場米價飆升的情形。施行之後，卻也由於交換過程的制度化，促進了農業供銷業務的發展。此外，政府也透過此方式獲得額外資金，增加建設國家的資本。

　　民國35年(1946)2月，行政院公布《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禁止絲綢、香水脂粉進口，同年11月中央政府將砂糖、茶葉及部分海產品也列為禁止進口項目。民國40年代(1950s)，臺灣實施戰時經濟體制，先後宣布禁售與禁止進口奢侈品，並對西藥、花紗布及電燈泡予以管制等。當時政府專賣的項目，多以管制、禁止進口或是加稅等方式，保障其利益。
　　之後臺灣經濟發展強調進口替代，政府更採取各種限制措施，阻止特定外國工業品進口，並鼓勵國內產業進口原料，培育自行製造能力，希望讓臺灣境內產業相關工業品能夠蓬勃生產。如為扶植國內之自行車產業，政府乃於民國40年(1951)管制進口的自行車與零件，至民國43年(1954)全面禁止自行車進口。在「進口替代」的政策下，達成經濟安定與產業增產的效果，經濟成長率達8%，物價上漲率僅4.4%，且扶植民間企業的成效亦逐漸展現。民國47年(1958)時，私人部門產業產值，首度與公營企業不分軒輊，逐漸穩固臺灣經濟成長的腳步。

　　中央銀行實是統稱，指的是負責一國貨幣發行、匯率控制、金融市場管理等職務的中央金融單位。因此中央銀行不是一般商業銀行，負責中央銀行業務的，也未必名為中央銀行。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在民國13年(1924)正式以此為名問世，並在民國17年(1928)時被定為國家銀行。民國38年(1949)遷至臺灣，然臺灣原有受中央銀行委託而印製臺灣專用貨幣、經辦匯兌業務、收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等「中央銀行」業務的臺灣銀行，故此形同「准中央銀行」的臺灣銀行，與遷臺後的中央銀行業務重疊。
　　民國50年(1961)，中央政府發布「中央銀行復業方案」，恢復包括國庫局等重要單位，收回原本委託臺灣銀行執行的相關業務，僅保留發行新臺幣之功能予臺灣銀行。由此時開始，中央銀行的政策工具逐漸增多，也有發行中央政府公債等解決政府財政問題的功能。民國59年(1970)實施國庫集中支付制度，將中央各機關的經費與支出，統一由國庫管理。自此之後，中央銀行方才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央銀行」。

　　民國38年(1949)，中央政府決定遷至臺灣。政府遷臺並非只是單純的機關搬遷而已，背後還包含龐大的人力、財物遷徙。尤其公務員與軍人，是最有可能隨政府播遷的職業群體。雖自民國34年(1945)起，便已有不少外地人士陸續來臺，但此時來臺比例與速度最高，造成臺灣人口組成比例產生巨大變化。
　　在中央政府決定遷往臺灣以前，臺灣地區總人口約有六百多萬，而自政府接收臺灣迄於民國39年(1950)年的這段期間內，約有一百二十萬人，自大陸地區進入臺灣。這表示在此短期內的臺灣人口，有超過三成的增幅，也帶來資源分配的問題。政府乃透過興建眷村、眷屬補助等方式，穩定來臺大陸人民的生活與民心。自此之後，這些公職人員連同其眷屬一起赴臺，建構臺灣族群分類中的其中一支，也是日後臺灣在各方面發展的人力基礎。

　　難民是因天災人禍而被迫遷移至其他地方的民眾，而其移動過程中所居留的地區，往往會因人口組成的突然變化、資源分配的臨時緊縮，造成社會民生的影響。是故給予難民安定的生活，也是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民國38年(1949)後因政府遷臺，使憂慮中共建政的民眾，也可能興起遷徙之意。然而這些民眾未必能順利跟隨政府來臺，因此流落至其他地區——如香港、澳門——或稍遲才到臺灣的民眾，便有成為難民的風險。
　　對此，政府乃在民國39年(1950)籌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表面上是民間組織實際上受政府管控的團體，進行難民救助等相關工作。簡稱「救總」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其運作經費包括政府補助與美援款項，在程度上與經濟發展的資源產生關聯。尤其政府補助多是來自內政部及電影娛樂稅，因此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的良窳，便與其所能發揮的程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