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支援教學網

　　若觀察民國41年（1952）高一生、湯守仁和林瑞昌等人的逮補經過，可以發現其實是經過縝密安排的行動。民國41年（1952）10月2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提交給參謀總長周至柔的簽呈裡有著詳盡的逮補計劃。
　　首先是罪名的部分：彭孟緝以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縣參議員杜孝生（兼新美農場場長）等人「勾結貪污」，還侵佔新美農場貸款、稻種、白布、肥料與山美水圳工程費。並且以樂野村村長武義德、其地武義亨煽動原住民族滋生事端、樂野國校校長范丁南言論反動，再加上以往有「庇護匪諜嫌疑」為由。
　　第二，動用各路人馬：在執行逮補行動時，動員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處長林秀欒、嘉義縣長林金生、嘉義縣警察局長、吳鳳治安指揮所陳世昌等，由林秀欒親赴嘉義督導逮補事宜。
　　第三，防止原住民族鼓譟導致意外發生：彭孟緝用「派員陪同來臺北」名義，將與高一生來往密切的湯守仁、汪清山也一併勸誘下山。
　　第四，事先安排宣撫小組與文宣：逮補高一生等人後，旋即由嘉義縣政府、吳鳳治安指揮所、縣警察局三個單位組織三個宣撫小組與攜帶宣傳文件，進入阿里山鄒族的達邦、樂野、來及、里佳、山美、新美等6個部落宣明高一生等人貪污叛亂等罪，並慰問原住民族。
　　第五，公開譴責高、湯兩人：透過村長、村民的聯名公開譴責高、湯二人「貪污不法、剝削鄉民」，瓦解二人在部落的名譽和聲望。同屬原住民族的省府委員華清吉更以「山地惡霸、為非作歹、挑撥離間」等詞形容高一生。
　　值得注意的是，彭孟緝簽呈所描述的逮補經過和理由，並未看到「自首不誠」的文字，而且湯守仁與汪清山更是以「派員陪同來臺北」的理由，推測彭孟緝真正想要逮補的對象為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武義得和范丁南等5人，而逮補以「貪污」罪名逮補高一生，顯然需要共犯，於是杜孝生、盧福基、廖麗川等人成了代罪羔羊。 同樣以「開會」名義在9月被誘捕的還有林昭明（林瑞昌姪子，籌組「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而泰雅族警官高澤照同樣在9月被拘捕。至於林瑞昌則是在民國41年（1952）11月結束臺灣省議會第二會期後才在臺北的山地會館被逮補。
事實上，林瑞昌轉向體制內的政治路線後，積極在議會提出各項於原住民族有利的質詢和建議， 民國41年（1952）時任省議員的林瑞昌可說是位居臺灣原住民族族群社會地位最高層的一員，甚至可以說是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的「運用人員」，從檔案中的描述，決定林瑞昌入罪的關鍵性原因仍是因與簡吉、陳顯富等人會晤的「月華園會議」，以及口頭答應要發展「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
　　就現有史料的呈現與學者研究推測林瑞昌必須下獄的原因，除了林瑞昌數度為高一生作保，即使林、高二人各自活躍於不同領域，但二人關係密切，仍維持著從日治時期累積下來的情誼。況且，林瑞昌與高一生也都懷有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
　　此外，林瑞昌與高一生二人在原住民族族群的社會影響力與號召力不容小覷，就其活動範圍而論，林瑞昌以臺北和角板山為活動中心、高一生則以嘉義和阿里山為據點，看國民黨政府眼裡，林、高二人代表著北部山地和南部山地的原住民族勢力。再者，目前阿里山鄒族的「高湯體制」（高一生與湯守仁）已是立即威脅，若能排除南、北山地最具權威的原住民族勢力，掃蕩山地勢力的威脅與隱憂，國民黨政府才能在山地建立服膺自己的權威和代理人。

　　民國41年（1952）11林瑞昌被捕之後，「湯守仁等叛亂案」的「首惡」林瑞昌、高一生和湯守仁皆已收押入獄，並陸續開始起訴和開庭審判。民國42年（1953）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初審時，審判官殷敬文僅判湯守仁與高一生二人死刑，林瑞昌則以「參加叛亂之集會」及貪污合併處有期徒刑15年、褫奪公權10年，杜孝生、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人則判處12至15年不等的徒刑、褫奪公權5至10年。其他如廖麗川等人則交付感化教育。
　　民國42年（1953）8月，當判決書送交參謀總長周至柔審核時，周至柔認為原判決未將每個人的犯罪事實分開論處，也就是說，周至柔覺得應該一罪一罰，再合併訂下罪刑，所以把所有人的罪行加重處理。原本尚有一線生機的林瑞昌、高澤照和汪清山在周至柔的認定裡，已達「著手實行叛亂罪」等級，故將這三人加罰至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其餘沒收。而武義德因「包庇匪諜」，刑期加重為有期徒刑15年。完成審核意見後，需再呈送蔣介石進行最終裁定。
　　同年11月，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在原簽呈「擬辦」欄加註意見，建議照准周至柔意見，將林瑞昌3人判處死刑外，桂永清認為方義仲積極為匪聯絡和導引匪徒入山，亦應以「著手實行顛覆政府論罪」，同樣改判處死刑。廖麗川改判有期徒刑10年，其餘盧福基、葉高尚、范丁南、武義亨等人亦被加重刑期，判處交付感化三年。
　　最終，蔣介石同意桂永清擬辦建議後，於民國43年（1954）2月6日批示「如擬」與加蓋「蔣中正印」。 至此，原先尚存一線生機的林瑞昌等人難逃死亡的命運。
　　民國43年（1954）4月17日，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6名移往刑場，在驗明正身後於下午14:00時執行槍決。 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世代隕落，成為威權統治體制下的受難者。

　　民國37年（1948）7月林瑞昌抵達臺北擔任議員時，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簡吉、陳顯富、林立和卓中民等人拜訪林瑞昌，討論時政的對話，就讀建國中學的林茂秀、林昭明等人曾在場聆聽，這些原住民族知識青年也是省工委會想要發展的群體，因此省工委會成員卓中民也趁機與林昭明等人宣傳。但早在省工委會成員接觸林昭明等人前，在林昭明的聯繫下，臺北市早已自主形成以建中和臺北師範簡易科為中心的原住民族學生網絡。其中林昭明、高建勝（就讀臺北師範）和趙巨德（就讀臺北師範、賽夏族）是童年好友，3人經常交換對山地未來的看法。也就是說，卓中民接觸的是一群對時局懷有自主思考與觀點，且具有原住民族意識的知識青年。民國38年（1949）5月，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籌組「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簡稱「自救同盟」），這個組織強調「民族自決、自治、自衛」。
　　林昭明組織「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採取一個朋友介紹一個人的方式，慢慢收集成員，有些成員先認識了巫金聲經由介紹和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等人認識，或者是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的同學身份，進而有機會聽到「匪黨宣傳」言論，也有對現狀不滿認同林昭明等人理念而加入者，高建勝和趙巨德為展現決心，更在「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的宣言上簽名。
　　民國41年（1952）7月，在高一生、湯守仁等人被逮補的同時，國防部保密局也會同桃園縣警察局傳訊林昭明，初步偵訊完成後認為林昭明涉嫌重大，即扣押林昭明並詢問自救同盟成員，國防部保密局函請臺灣保安司令部將參加該同盟成員：高建勝、趙巨德、趙文從、李訓德、林茂秀、程登山、廖義溪、汪淑貞等8名押送保密局並按訊辦，共計完成9份偵訊證詞、林昭明和高建勝之自白書5份。值得玩味的是，國防部保密局將林昭明、高建勝等9人送交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審理時，特別提及應考量林昭明、高建勝等人皆為「山地優秀青年，在押期間，供述坦白，確有悔悟，擬請酌情減輕其刑，以示寬大。」。
　　根據民國43年（1954）4月的初審判決書顯示，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先後接受「匪徒」巫金聲、卓中民的反動教育、參加匪黨組織，並於民國38年（1949）5月籌組「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以及預備於匪幫攻臺時為內應，林昭明甚至曾提供全臺山地鄉村長姓名予卓中民，並和高建勝分頭發展學校組織，由高建勝和趙巨德共同負責臺北師範方面、林昭明負責臺中師範學校。3人種種事蹟皆有自白書紀錄在卷，與保密局調查結果相符，確認觸犯叛亂罪，但考量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皆為「山地優秀青年」，其所為叛亂行為均在學生時期，因年輕識淺、一時失察受「匪幹」煽惑玩弄，致踏法網，衡情不無可憫等理由，依法酌情減刑，以啓自新而示寬大。
　　觀察林昭明等人的刑期，可以看到初審合議庭的審判官採納國防部保密局建議，將這批年輕叛亂份子，予以減刑：
　　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叛亂罪，各處有期徒刑15、褫奪公權10、財產沒收。
　　李訓德、廖義溪：參加叛亂組織，各處有期徒刑7年、褫奪公權3年。
　　趙文從、林茂秀：知匪諜不告密檢舉，各處有期徒刑2年。
　　程登山：知匪諜不告密檢舉，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 　　汪淑貞無罪。
　　林昭明等叛亂案依程序上呈給參謀總長周至柔審核，刑期維持原判，未被加重。周至柔僅提到程登山的判決理由經過與引用法條應補正，參軍長桂永清表示照准如擬辦理，再經蔣介石裁示如擬與加蓋印信。這批原住民族知識青年僥倖地留下可貴的生命。
　　據民國88年（1999）出版的林昭明自撰回憶中，林昭明承認組織自救同盟，但強調「自救聯盟從頭到尾一直停留在『學生運動』階段上」，並否認自救同盟是共黨的外圍組織，更表示自己「從來不是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