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隨之而來的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對經歷日治時期的臺灣各族群，面對新國家（國民黨政權）的到來，產生大小不一的文化、語言和生活衝擊，臺灣原住民族族亦不例外。國民黨政府發現臺灣社會各方面遭受日本「遺毒」影響甚深，民國36年（1947）的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當局展開鎮壓和清鄉的清洗行動，從地理空間和族群來說，多將重心放在都市、平地和漢人的掃蕩為主，未將目光投射到臺灣高山範圍和原住民族族。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戰況愈趨嚴峻，旋即於民國38年（1949）5月20日全面實施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的〈臺灣省戒嚴令〉，至此臺灣進入戒嚴時期，臺灣人民無論身份、族群或職業，抑或是日常生活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同年（1949）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撤退至臺灣。民國76年（1987）7月14日宣告解除〈戒嚴令〉，臺灣人民得以從威權統治時期的框架鬆綁。然而，直到民國81年（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廢除「二條一」後，威權統治時期才終於落幕。
其中，民國43年（1954）2月25日，6位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叛亂及貪污」罪名被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他們分別是：角板山泰雅族的林瑞昌（臺灣省議員）、高澤照（桃園縣警察局巡官）、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湯守仁（山地警務室科員）、汪青山（嘉義縣警察局巡官）與方義仲（達邦村村長）。同年（1954）4月17日下午2時30分，發交臺北憲兵隊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這也是威權統治時期首宗臺灣原住民族的政治受難案，受難的原住民族菁英在政治身份和社會聲望堪稱當時代的最高層級。
根據研究指出，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被迫捲入國、共兩個政權的鬥爭和「忠誠」問題， 其結果造成泰雅族林瑞昌、鄒族高一生、湯守仁等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世代遭受1950年代威權統治初期的國家暴力，致使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一夕之間殞落的悲劇，甚至「罪及親友」。對經歷日治時代「理蕃政策」和日式教育「規訓」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來說，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北部泰雅族群由林瑞昌極力控制族人，阻止族人涉入二二八行動，以求族群發展。而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和湯守仁在嘉義市民代表的請求下，下山維護市區治安，卻意外發生衝突，參與嘉義水上機場之役，並攜帶槍械返回部落，儘管事後高一生、湯守仁主動請求自新（自首），卻仍不免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戒心。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這個主題，我們將目光集中在這群第一批受難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現階段開放的國家檔案規劃各項次主題。首先，我們簡單梳理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山地行政、原住民族族名稱的改變、山地管制與原住民族的自治精神，掌握國民黨政府對山地空間制度規劃和原住民族的態度，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的肆應情形。
其次呈現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做過哪些舉措，挑動國民黨當局的敏感神經，進而決定動用情治單位，展開對林瑞昌、高一生和湯守仁等原住民族菁英的監控、逮捕、定讞與行刑。最後，當林瑞昌、高一生等原住民族菁英死刑過後，遺族後代又受到何種程度的監控和騷擾。
必須注意的是，檔案裡面包含內部簽呈、報告、筆錄、審判書和自白書等不同類型的資料，而檔案內容用詞很大程度呈現了當時官方（國民黨政府）機關單位的視角，不代表全部的「事實與真相」，甚至有惡意羅織的情形。 查閱國家檔案的同時，建議搭配其他口述訪談集、回憶錄或紀錄片，可以更全面理解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對原住民族受難者親屬的監控與騷擾
民國43年（1954）4月17日，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6名被槍決之後，事情尚未結束，除了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外，尚有「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其餘沒收」的懲罰。 為此，需要清查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人所遺留的財產，臺灣保安司令部清查結果為林瑞昌、高澤照、高一生、方義仲雖有財產但為數甚微，湯守仁所有私產、鋼索、拖引機已抵押於人，其餘財產總數無多，杜孝生、廖麗川並無財產，所以擬請免予執行財產沒收，並檢附所有人的財產清冊和家屬名冊。
然而，在原住民族菁英已受刑遠去、財產被沒收之後，如何維持生計成為原住民族菁英受難者親屬的重要課題。可是，來自國民黨政府的情治單位與軍警的持續監控和騷擾並未因此停止，對原住民族菁英受難者遺族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據高菊花所述，在父親高一生被捕後，全家生計頓時陷入困境，高菊花返回嘉義阿里山幫助母親、照顧弟妹，結果不得不下山，一方面是為了家計，二方面則想躲避山區情治單位的騷擾。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調查，在高一生、湯守仁等人被處刑後，對阿里山的情蒐並未停止。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即今日法務部調查局）於民國59年（1970）啟動「靖山專案」，約談在民國36年至37年（1947-1948）間，就讀臺中簡易師範的原住民族學生，調查其是否參加高一生的讀書會和「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即林昭明、高建勝、趙巨德等人成立之組織），約談學生包括因〈湯守仁案〉交付感化3年的武義亨、杜孝生和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有人在筆錄中供認曾參與組織，也有否認參加者，但多數人後來都在政府的壓力下簽立〈共匪及附匪自首分子脫黨立誓書〉，在民國60年（1971）左右拿到自首證。 這也是高菊花後來取得自首證的原因。
當時國民黨政府所監控的對象包括：已決匪犯、服刑匪犯（含感化犯、在逃犯）、現在大陸投附匪重要分子等在臺之三代直系（含配偶），以及關係密切之旁系家屬（年齡未滿18歲或已屆60歲者，原則不列管）；監控項目則有查明其言行與閱讀書報、往來關係、親友、經濟來源與職業等，執行單位依等級（甲、乙、丙）由不同警察單位負責。
在〈湯守仁案〉的受難者家屬及至部落內聯姻的對象，多受到監控、管制。例如湯守仁的兒子湯進賢，初中、高中到外地讀書時，每年寒暑假回到部落，警察已經在家裡等候問話。湯進賢服義務役時，有時候放假回家故意不通知家人，但警察還是已在家裡等他，因為軍中輔導長已將他的行蹤通知派出所。方義仲的女兒方鈴美，案發時只有4歲，長大後發現自己所到之處都會被監視，與湯進賢的情況如出一轍，並長達數十年。
還有汪清山的孫子汪大華，高中時要出國參與國際球類賽事，需經多人保證後方能出國；畢業後兩度報考公職，皆因身為政治案件當事人家屬而失去機會。湯守仁的妹夫杜力泉、武義德的女婿梁錦德原任軍職，僅能以中校退役，皆因其安全資料上載明與「附匪分子」具有親屬關係。前述案例顯示此類監控嚴重侵害人權及其隱私權，並使升遷受阻，工作權受到侵害。
從上述口述訪談與座談的紀錄可以看到國民黨政府對原住民族受難者後代的嚴密監控，而當時留下的檔案能讓我們進一步瞭解情治機關的調查、審訊與執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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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監控高家後人
我們從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調查，可知當時國民黨政府所監控的對象包含已決匪犯、服刑匪犯之三代直系（含配偶）以及關係密切之旁系家屬，監控內容需查明其言行、閱讀書報、往來關係、親友、經濟來源與職業等項目。 在高一生被處決後，高家後人自然屬於監控對象。
身為長女的高菊花扛起家中經濟大任，先是在嘉義唱歌，後經朋友介紹到高雄羅夢娜歌廳展開她的歌唱生涯，工作範圍遍及主要的大城市，臺北、臺中和高雄都曾唱過，地點主要j為歌廳、舞廳或美軍俱樂部，高菊花覺得用真名會不好意思，所以自行取藝名「派娜娜」。 然而，針對高菊花的監視推測應是在高一生槍決後就展開，而且是由部落裡的「細胞」匯報搭配情治單位的監視。
民國44年（1955）9月，達邦國校教員上報達邦分駐所巡官，表示有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於民國43年（1954）12月贈送勞軍歌女照片一事，照片內容為軍艦及登陸艦等作為勞軍紀念，該歌女為「山地姑娘」派娜娜，也就是高菊花，即高一生（已伏法）之女。由於該照片未用印被視為可疑，且在嘉義縣警察局的口中的高菊花被監視到與美軍顧問團人員在高雄同居，對高菊花的疑心極重，在函文直寫「是否存心報復，抑有其他用意，不得而知」。
根據高雄市警局呈交給臺灣省警務處的報告，明確描述高菊花工作的歌聽和所屬百貨經營狀況外，表示「經密予監偵尚未發現有可疑及不法言行情事」。但臺灣省警務局10月再發函給高雄市警察局要求注意高菊花平日言行。然而，隔年（1955）4月，臺灣省警務局將高菊花的報告內容提供給調查室時，對高菊花的描述就變成「平時言詞荒謬，常在美軍前詆毀我政府，謂其父高一生為一『革命犧牲者』等語」，最後甚至上報至國家安全局。
整起事件發展從情治單位的「細胞」匯報開始，源頭是兩張勞軍紀念用的照片，最終卻上升到國安局也指示要留意高菊花，這當中情治機關層層的誇大描述，讓事件向上延燒之外，對於高菊花的監視和掌握極其嚴密。
情治單位對高家後人的監控程度之細密除了清楚掌握高菊花為求生計的工作地點、公司經營狀態和高菊花的男女朋友來往外，對尚就讀於臺中一中的高英傑（高一生次子）亦不放過，像是高英傑曾在學校寫的自傳內容曾提及亡父高一生的死亡是受人陷害，以及將來學成要爲父報仇等語也被情治單位列為報告，情治人員還建議應利用暑假趁高英傑的回鄉機會伺機予以開導，並將高英傑列入考查。
此外，民國59年（1970）發動的「靖山專案」再次約談第一屆臺中師範簡易科山地班的原住民族學生，調查是否參與前阿里山鄉長高一生組織的「讀書會」及簽名參加非法組織「蓬萊民族解放同盟會」，被傳訊者為求脫身只好配合偵訊人員擬定的情節回答和辦理自首，當中就包含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在內。 據高菊花民國102年（2013）接受訪談所述，某次又遭到警備總部設置在新店的某個單位「邀請」，還提供好酒美食給高菊花，嚇得高菊花以為要被槍斃，後續又問了好幾年卻仍無斬獲；最後情治單位要求高菊花承認是共產黨、有參加組織，並表示若高菊花不配合辦理，「事情會沒完沒了」，高菊花為求解脫只好聽命於情治單位，最後在民國60年（1971）取得自首證，才沒有再被抓去盤問。
從民國43年（1954）高一生被槍決到民國60年（1971）高菊花取得自首證，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國民黨政府對原住民族受難者親屬的騷擾與監控無所不在，不論年齡大小、身份一律都成為監控對象，屢屢侵擾這些受難者遺族的生活，直到被迫認下從未做過的事情，才願意「放過」這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