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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6年（1927）4月，李煜瀛提議設立中央研究院，同年7月《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條例》明定法院附屬於中華民國大學院，由院長蔡元培等人應邀學術界進行籌備工作。至民國17年（1928）將中央研究院修正為獨立機關，委任蔡元培為院長，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
抗戰前，中央研究院各所分別設立於南京及上海等地。抗戰爆發後，與教育部協力將重要文物、文件資料西遷至重慶、桂林、昆明等地，至抗戰勝利後方在原址復員。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是今日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其建築係由徐敬直、梁思成和李惠伯等人仿遼代建築設計而成，主要收藏中國古物及藝術品。
民國22年（1933），教育部委託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兼任該院理事長，收納北平故宮博物院之南遷文物，並成立｢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原中央圖書館位於中山東路的館址興建館舍。
民國25年（1936）開始動工，但隔年因抗戰爆發而停工，並將文物分批搬遷至西南方相關機構暫時存放，直至戰後才運回南京。

　　國立中央圖書館是依據民國17年（1928）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決議設立，地點位於南京。民國22年（1933），教育部在南京成立籌備處，輔助徵集全國圖書文獻。民國26年（1937），抗戰爆發後南京遭日軍占領，致使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陸續遷徙至漢口、長沙，最後在民國27年（1938）初移至重慶。
民國29年（1940），中央圖書館正式於重慶設立，首任館長由原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出任，並開始徵集散佚各地的藏書。抗戰勝利後，中央圖書館在民國35年（1946）6月1日於南京復員。

　　對日抗戰期間，政府與民間為儲備國力、持久作戰，展開西遷工作。在西遷的過程中，故宮文物的遷徙最為人津津樂道。在日軍逐步進逼的情況下，政府為避免國家文物淪落敵手，早在九一八事件後即著手文物遷移的工作，北平文物經過精心打包後逐批遷至南京。
民國26年（1937）淞滬會戰爆發後，故宮文物再西遷至四川。文物西遷使中華傳統文物免受戰火破壞，至今仍能向世人展現我國璀璨的文化。

　　民國33年（1944）8月，印度孟買當地扶輪社聯繫各國領事館，表達將舉辦國際文化展覽會，邀請各領事館提供適當展品。孟買是印度西岸的國際都會，商業活動發達，英、美人士聚集。政府接到這項邀請後，開始積極準備。在過程中，教育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營造學社都參與討論，以精美的藝術展現中國宏偉的歷史文化。

　　抗戰期間，政府機關與大批民眾遷往陪都重慶。政府為持續推動社會教育，在重慶設立多所社教機構，例如國立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教育部附設青木關民眾教育館、國立中央民眾教育館等。這些機構概以發揚民族意識、增進生活學識、灌輸科學常識、授予生活智慧、協助學校教育為宗旨，並且透過如展覽、戲劇、音樂與電影等方式推展社會教育工作。

　　戰爭雖嚴重阻礙國內科學與學術的發展，但是考古工作並未因此停歇。隨著政府播遷重慶，許多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者也跟隨至大後方，在戰時物資缺乏的情形下，他們仍戮力開展學術研究的新頁。
民國28年(1939)，來自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其他單位的考古學者在大理洱海周圍地區，進行雲南首次科學考古發掘工作。這次的成果發表於民國31年(1942)年出版的《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一書，實為瞭解洱海地區考古資訊的珍貴資料。

　　中國童子軍運動發源於民國初年，推展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動，以促進青少年發展。
抗戰爆發後，童子軍積極參與大後方各種社會服務的工作，比如打掃街道、擔任救護、宣傳、慰勞、募捐、運輸、通信和維持治安等。在鄰近前線的地區，童子軍也以無比的勇氣展現抗戰意志。
民國26年（1937）淞滬會戰期間，謝晉元率部進入四行倉庫掩護國軍後撤，期間童子軍冒險，將慰勞品送給他們，特別是女童子軍楊惠敏將國旗傳遞四行倉庫守軍的事蹟，鼓舞全國的抗戰士氣。

　　宣傳是戰爭期獲得勝利的重要手法，以正面來說，可以藉由不同的宣傳方式達到鼓舞人心與增進士氣的功效，反之而敵人亦會利用反宣傳的手法，達到摧毀敵對勢力的心理成效。
抗戰時期的宣傳有不同的面向，如國民政府的宣傳、中共的宣傳、日方的宣傳，甚至還有其他國家對於中國的宣傳等，而不論以何種方式進行宣傳或反宣傳，均足以獲取利益為主要目的。

　　民國25年（1936）3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頒布《兵役法》，將兵役制度由募兵制改為徵兵制。隨著抗日戰爭爆發，軍隊需要補充大量士兵，因此除了徵兵制之外，此時亦同時採行募兵。
隨著國民政府頒布戰時徵募制度，接踵而來的，是如何宣傳，並讓一般民眾願意加入軍隊的行伍。由於兵役宣傳的重要性，政府制定相關宣傳及監督實施方案，從中央政府到各省市、縣市、鄉鎮區等，都有各級兵役宣傳委員會的設置，從事是項工作。

　　民國27年（1938）4月1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內容分為內政、外交、軍政、經濟、教育、交通、蒙藏、僑務、振濟等要項，成為戰時的最高指導準則。
其中有關教育方面，認為戰時教育方針應分為以下6點：其一為培養各級人才於大學、各種生產高級技術人才於中等學校以及師範教育的培養；其二為平衡學科之質量，近來各校文科、法科已多，應注重實質的理工科；其三為注重職業及民眾補習教育，需就受學者所在地域之地情形及生產實況、生產技能訓練；其四為尊重師道，參用導師制度；其五為重視母教注重女子教育，使家庭教育與社會學校相輔共進；其六為注重編譯及學術研究，以當前迫切問題為對象。此6點為戰時教育重要工作方針。

　　在我國自30年代起，即陸續在軍中放映電影，以提高軍中青年的從軍熱情。至抗戰時期，電影不只在軍中成為鼓舞士氣的方式，更是政府向社會宣傳的利器。如同在民國32年（1943）美國軍方委託好萊塢導演Frank Capra所攝製的《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即是戰時以電影宣傳國家軍事政策的一例。

　　歌曲是以簡單哼唱方式，配上情境的詞曲，打動聽者心弦的宣傳方式。
自民國20年（1931）九一八事變後，以抗日救亡為主軸的歌曲，在當代作曲家的筆下，陸續呈現在世人面前，以傳唱方式表達各種抗日情懷。如第一首抗日愛國歌曲《抗敵歌》等。這些歌曲，透過單人哼唱、多人歌詠、樂團演奏等形式，讓抗戰時期的民眾 除了槍砲聲之外，多了另一種觸動心弦的聲音。

　　漫畫是抗戰時期一項重要、通俗、貼近民眾的宣傳方式，尤其當時中國社會識字率普遍低，使用圖像進行對敵宣傳，實為一項有效的方式。
上海是漫畫發展核心，在淞滬會戰後，上海漫畫家協會以及漫畫家們聯合組織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出版一系列的抗戰救亡國存的漫畫。同時，也陸續派出漫畫家組織漫畫救亡隊，前往各地進行宣傳工作。之後軍事委員會宣傳部門收編漫畫宣傳隊，以官方的力量開拓展宣傳工作。
戰時漫畫的特點，在於繪圖風格的主題鮮明且具有震撼力，讓閱讀者一目了然其欲表達之意，遂成為政府在宣傳抗敵與宣導政策的有利工具。

　　廣播自1920年傳入中國之後，隨即成為國內廣泛、普遍的訊息接收方式。由於廣播具傳遞性、便利性、普遍性，使得政府將其視為重要的訊息傳播工具。
抗戰時期為配合戰爭及政策的宣傳，政府加強廣播的發射頻率以及廣播電台的設置。在軍隊中，各部隊團級以上的單位皆設置無線電廣播接收器，裨利接收政府各項訊息或政令演說。

　　自清末以來，學生運動逐漸影響政府施政，例如甲午戰敗後的公車上書、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皆是著名的學生運動。學生對政府或有關單位之施政上未能滿意，認為其偏離社會主流價值或有錯誤決策，因而由下而上的發起抗爭運動。
自1920起，我國進入訓政時期，開啟以黨領政的時代。這時候的學生運動，已不是單純的自發性運動，而是加入了許多政治與政黨因素，呈現學生運動複雜化的現象。

　　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簡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於民國34年（1945）11月16日，總部設於法國巴黎。民國31年（1942），多個流亡在倫敦的歐洲國家政府教育部長發起集會，這個同盟國教育會議此後持續召開，規模並逐漸擴大。民國34年（1945）11月16日，37國代表聚會倫敦，簽署教科文組織《組織法》，在20個簽約國追認批准後，於民國35年（1946）11月4日生效，宣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成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希望用文化的力量，消弭戰爭、暴力對人類的危害。其宗旨在於通過教育、科學及文化來促進各國之間的合作，對和平與安全作出貢獻，以增進對正義、法治及聯合國憲章所確認之世界人民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均享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