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隨之而來的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對經歷日治時期的臺灣各族群，面對新國家（國民黨政權）的到來，產生大小不一的文化、語言和生活衝擊，臺灣原住民族族亦不例外。國民黨政府發現臺灣社會各方面遭受日本「遺毒」影響甚深，民國36年（1947）的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當局展開鎮壓和清鄉的清洗行動，從地理空間和族群來說，多將重心放在都市、平地和漢人的掃蕩為主，未將目光投射到臺灣高山範圍和原住民族族。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戰況愈趨嚴峻，旋即於民國38年（1949）5月20日全面實施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的〈臺灣省戒嚴令〉，至此臺灣進入戒嚴時期，臺灣人民無論身份、族群或職業，抑或是日常生活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同年（1949）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撤退至臺灣。民國76年（1987）7月14日宣告解除〈戒嚴令〉，臺灣人民得以從威權統治時期的框架鬆綁。然而，直到民國81年（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廢除「二條一」後，威權統治時期才終於落幕。
其中，民國43年（1954）2月25日，6位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叛亂及貪污」罪名被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他們分別是：角板山泰雅族的林瑞昌（臺灣省議員）、高澤照（桃園縣警察局巡官）、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湯守仁（山地警務室科員）、汪青山（嘉義縣警察局巡官）與方義仲（達邦村村長）。同年（1954）4月17日下午2時30分，發交臺北憲兵隊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這也是威權統治時期首宗臺灣原住民族的政治受難案，受難的原住民族菁英在政治身份和社會聲望堪稱當時代的最高層級。
根據研究指出，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被迫捲入國、共兩個政權的鬥爭和「忠誠」問題， 其結果造成泰雅族林瑞昌、鄒族高一生、湯守仁等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世代遭受1950年代威權統治初期的國家暴力，致使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一夕之間殞落的悲劇，甚至「罪及親友」。對經歷日治時代「理蕃政策」和日式教育「規訓」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來說，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北部泰雅族群由林瑞昌極力控制族人，阻止族人涉入二二八行動，以求族群發展。而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和湯守仁在嘉義市民代表的請求下，下山維護市區治安，卻意外發生衝突，參與嘉義水上機場之役，並攜帶槍械返回部落，儘管事後高一生、湯守仁主動請求自新（自首），卻仍不免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戒心。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這個主題，我們將目光集中在這群第一批受難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現階段開放的國家檔案規劃各項次主題。首先，我們簡單梳理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山地行政、原住民族族名稱的改變、山地管制與原住民族的自治精神，掌握國民黨政府對山地空間制度規劃和原住民族的態度，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的肆應情形。
其次呈現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做過哪些舉措，挑動國民黨當局的敏感神經，進而決定動用情治單位，展開對林瑞昌、高一生和湯守仁等原住民族菁英的監控、逮捕、定讞與行刑。最後，當林瑞昌、高一生等原住民族菁英死刑過後，遺族後代又受到何種程度的監控和騷擾。
必須注意的是，檔案裡面包含內部簽呈、報告、筆錄、審判書和自白書等不同類型的資料，而檔案內容用詞很大程度呈現了當時官方（國民黨政府）機關單位的視角，不代表全部的「事實與真相」，甚至有惡意羅織的情形。 查閱國家檔案的同時，建議搭配其他口述訪談集、回憶錄或紀錄片，可以更全面理解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從「高砂族」到「山地同胞」
臺灣原住民族族的名稱隨著時代幾經更換，研究成果指出，從鄭氏時期的「土番、野番」再到清代「番社」分類系統與「生番、化番、熟番」，其分類標準是以賦稅（內附、輸餉）與否展開，再加上「番界內外」的條件，揭示清帝國對「番人」類屬的理解並非只是天朝文化主義下的文明，而是屬於政治範疇下的產物，與清帝國的統治政策和治理實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日治時期的臺灣原住民族族再次迎來新命名，延續對清帝國的理解，而在清代的「番」字也隨日文漢字書寫變成「蕃」，兩者皆是指臺灣原住民族族。 擁有臺灣總督府職員和人類學家雙重身份的伊能嘉矩、鳥居龍藏等人，利用近代西方人類學概念將臺灣原住民族族「種族分類」，自1897年起，先後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發表〈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 〈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 等重要文章。
伊能嘉矩以人類學的專業知識建構臺灣原住民族的分類體系，以「群╱族╱部」的樹狀階層系屬表，將臺灣蕃人區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持續透過人類學知識發展分類體系，於1899年初，伊能嘉矩向總督府提出完整的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情》，該書於1900年3月由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正式出版。 也就是我們時常聽見的「泰雅族、阿美族」等臺灣原住民族族名稱的分類與命名由來。
不過，這並不代表在日治時期的「生蕃、熟蕃」字眼就完全消失，至少我們可以從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的種族欄和1905年實施的「第一回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及後續的全臺人口統計資料看見「生蕃、熟蕃」分類名詞的使用。 那麼，「高砂族」這個名詞又是怎麼出現的？
根據目前史料顯示「高砂族」一詞的出現並沒有明確的時間點， 比較常見的說法是1923年4月時任皇太子的裕仁天皇造訪臺灣時，認為「生蕃」一詞過於原始和帶有侮蔑意涵，所以要改稱「高砂族」。 而「高砂族」在法律上取代「生蕃」一詞則要遲至昭和10年（1935）訓令第34號正式修改戶口調查規程，在戶籍簿的種族欄位的本島人項下直接列出「高砂族」， 並進一步調整各項戶籍表格裡的名稱。 至此，「高砂族」名稱確立，並使用在各項官方文書和統計資料中。
有學者認為，戰後初期臺灣原住民族名稱從「高砂族」變成「高山族」是延續日治時期的國勢調查資料和中文翻譯問題，但另有學者指出無論是終戰前的「臺灣調查委員會」還是接收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皆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認識不多；就接收初期的公文書來看，各級政府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稱呼不一，「高山族」、「山地人民」、「高山同胞」、「山地同胞」等名詞都曾出現過，而行政公署及機關出版品則較常使用「高山族」一詞。
舉例來說，民國35年（1946）1月至2月間，行政長官公署為解決對「高山族」的陌生召開6次的「高山族施政研究會議」， 此時官方主要使用「高山族」一詞。在初次會議的施政方針中，把「臺灣高山族」視為中國大陸邊疆民族（少數民族），以「民族論」思維將臺灣原住民族同屬中華民族底下的宗族之一，認為臺灣原住民族需要「被解放」。
民國36年（1947）爆發二二八事件後，為了弭平臺灣社會對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不滿，於4月22日將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並將卑南族的南志信與當時名望極高的林獻堂、杜聰明等13人任命為「臺灣省政府委員」。 同年6月，時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南志信曾提出應將「高山族」改稱「臺灣族」，而林瑞昌也持同樣看法。 只是這樣的主張卻不被臺灣省政府接受，在「高山族施政研究會議」第5次會議後發出通報，表示應立即禁止使用「高山族」一詞，之後應改稱「山地同胞」。
至此，臺灣原住民族族名稱從日治時期的「高砂族」，到短暫存在的「高山族」確立「山地同胞」（有時簡稱「山胞」）為正式用詞。直到解嚴前夕，民國73年（1984）民間開始推動「原住名族正名運動」，由臺灣原住民族族權利促進會率先喊出以「原住民族族」取代當時的「山胞」名稱；後於民國86年（1997）7月通過修憲再正名為「原住民族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