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隨之而來的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對經歷日治時期的臺灣各族群，面對新國家（國民黨政權）的到來，產生大小不一的文化、語言和生活衝擊，臺灣原住民族族亦不例外。國民黨政府發現臺灣社會各方面遭受日本「遺毒」影響甚深，民國36年（1947）的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當局展開鎮壓和清鄉的清洗行動，從地理空間和族群來說，多將重心放在都市、平地和漢人的掃蕩為主，未將目光投射到臺灣高山範圍和原住民族族。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戰況愈趨嚴峻，旋即於民國38年（1949）5月20日全面實施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的〈臺灣省戒嚴令〉，至此臺灣進入戒嚴時期，臺灣人民無論身份、族群或職業，抑或是日常生活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同年（1949）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撤退至臺灣。民國76年（1987）7月14日宣告解除〈戒嚴令〉，臺灣人民得以從威權統治時期的框架鬆綁。然而，直到民國81年（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廢除「二條一」後，威權統治時期才終於落幕。
其中，民國43年（1954）2月25日，6位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叛亂及貪污」罪名被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他們分別是：角板山泰雅族的林瑞昌（臺灣省議員）、高澤照（桃園縣警察局巡官）、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吳鳳鄉鄉長）、湯守仁（山地警務室科員）、汪青山（嘉義縣警察局巡官）與方義仲（達邦村村長）。同年（1954）4月17日下午2時30分，發交臺北憲兵隊綁赴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這也是威權統治時期首宗臺灣原住民族的政治受難案，受難的原住民族菁英在政治身份和社會聲望堪稱當時代的最高層級。
根據研究指出，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被迫捲入國、共兩個政權的鬥爭和「忠誠」問題， 其結果造成泰雅族林瑞昌、鄒族高一生、湯守仁等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世代遭受1950年代威權統治初期的國家暴力，致使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一夕之間殞落的悲劇，甚至「罪及親友」。對經歷日治時代「理蕃政策」和日式教育「規訓」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來說，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北部泰雅族群由林瑞昌極力控制族人，阻止族人涉入二二八行動，以求族群發展。而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和湯守仁在嘉義市民代表的請求下，下山維護市區治安，卻意外發生衝突，參與嘉義水上機場之役，並攜帶槍械返回部落，儘管事後高一生、湯守仁主動請求自新（自首），卻仍不免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戒心。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這個主題，我們將目光集中在這群第一批受難的臺灣原住民族菁英，以現階段開放的國家檔案規劃各項次主題。首先，我們簡單梳理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山地行政、原住民族族名稱的改變、山地管制與原住民族的自治精神，掌握國民黨政府對山地空間制度規劃和原住民族的態度，以及臺灣原住民族的肆應情形。
其次呈現這群臺灣原住民族菁英做過哪些舉措，挑動國民黨當局的敏感神經，進而決定動用情治單位，展開對林瑞昌、高一生和湯守仁等原住民族菁英的監控、逮捕、定讞與行刑。最後，當林瑞昌、高一生等原住民族菁英死刑過後，遺族後代又受到何種程度的監控和騷擾。
必須注意的是，檔案裡面包含內部簽呈、報告、筆錄、審判書和自白書等不同類型的資料，而檔案內容用詞很大程度呈現了當時官方（國民黨政府）機關單位的視角，不代表全部的「事實與真相」，甚至有惡意羅織的情形。 查閱國家檔案的同時，建議搭配其他口述訪談集、回憶錄或紀錄片，可以更全面理解威權統治時期原住民族受難者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