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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37年（1948）至38年（1949）間正值國民黨在中國情勢不好階段，而在臺灣更是剛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臺灣還處於清鄉鎮壓階段，任何中國共產黨組織有關的接觸必然引發國民黨政權的警戒。民國37年（1948）7月林瑞昌受聘為臺灣省政府諮議來到臺北時，暫居山地會館（今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其長子林茂成、次子林茂秀、姪子林昭明則在臺北市建國中學就學，三人居住在離建中較近的萬華。同月，隸屬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下稱「省工委會」）便在這動盪的時局派遣幹部簡吉和陳顯富與林瑞昌等人接觸。
　　其中導致林瑞昌入罪的2場關鍵會議——「月華園會議」在民國38年（1949）展開。在這場會議前夕，湯守仁和高一生透過林良壽認識了陳顯富，並在陳顯富的邀請下，湯守仁、林瑞昌與高澤照在臺北市月華園店內與簡吉開會，該場會議曾討論山地行政活動等問題，陳顯富則建議應組織「高砂族自治委員會」，由林瑞昌擔任主席負責政治、湯守仁負責軍事，不過陳顯富最後的提議在會後並未落實。事實上，林瑞昌曾主動向保密局報告獲邀一事，在保密局組長黃朝君指示下赴約，以打探簡吉等人動向。
　　至於另一場關鍵會議的發生地點在阿里山鄒族部落裡。民國39年（1950）1月，臺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進入阿里山，由湯守仁邀集鄒族部落領袖於樂野村西神家開會，即「西神家會議」，與會人士包含蔡孝乾、高一生、汪清山、流亡的省工委會成員黃石巖等人。該場會議討論「發展匪黨山地行政經濟問題與散發反動宣傳單」。
　　這場會議之所以能舉行，最主要是因為臺灣省工委會幹部的陳顯富（兼山地工作委員會委員）在民國38年（1949）9、10月間率先進入阿里山活動，在山地工作委員會成立後，阿里山成為陳顯富的負責區域。 陳顯富被捕後，曾以日文寫出對湯守仁和鄒族的道歉，信中言必稱湯守仁「吾兄」，並勸湯守仁要「鞏固自由建設康樂的山地、臺灣、中國及剿匪抗俄」，顯示陳顯富與湯守仁達到一定程度的往來。 而在湯守仁被逮捕後的偵訊筆錄表示自己從未加入共產黨組織，但承認陳顯富是朋友，並說出「與陳做了朋友後，就更進一步接受他們的指示工作」， 這份訊問筆錄令湯守仁陷入一個非常不利的處境，雖未加入共產黨組織，但「接受指示工作」形同承認執行「匪徒」的指導。
　　臺灣原住民族菁英分別在臺北與阿里山接觸臺灣省工委會主席蔡孝乾及重要幹部簡吉、陳顯富（山地工作委員會委員）等人的接觸與聚會是被國民黨當局認定涉犯「叛亂」罪的「事實和理由」之一， 就算林瑞昌表示經過保密局指示才前往赴會，但不被國民黨政府接受。
　　不過，若只是單純的接觸和會面的嚴重程度大約落在「知匪不報」層級，應該「罪不致死」才對。可是，別忘記民國38年（1949）5月起，臺灣進入戒嚴時期，和山地治安與管制政策轉化為國防軍事安全體系一環，過往入山管制著重於保護原住民族利益轉變國防軍事面的現實需求。 簡言之，這些生活在山地區域的原住民族成為被監控管制的一部分，尤其是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帶有武裝部隊的阿里山鄒族原住民族成為國民黨政權警戒的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物。

　　與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和山地工作委員會等「匪徒」接觸的罪行並非是臺灣原住民族受難的主因，除了「叛亂罪」之外，高一生更被以「貪污罪」定讞而被判處死刑。
　　事實上，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在二二八事件與〈案內狀〉一事後，把全部心力投注在阿里山鄒族的經濟發展上，如高一生在民國37至38年（1948-1949）間提出各項林區採集的申請，如黃藤、 愛玉子或交付皮材等， 同時積極推動定耕農業和鼓勵族人開墾。民國37年（1948），高一生為了族人向臺南縣申請新美、茶山等日治時期阿里山軍用牧場，劃歸吳鳳鄉治，以作為鄒族人的新墾地。同年以嘉義縣議員杜孝生（高一生之弟）為「場長」名義，向省政府申請在新美設立集體農場，於民國38年（1949）間獲准設立，並為了改善農業技術，高一生向土地銀行申請貸款50萬元，由摯友林瑞昌擔任貸款擔保人。 。此外，也爭取設立阿里山閣旅社、成立農產運銷處等改善部落經濟的行動。 然而，最後由高一生所主導籌辦的新美農場卻成為高一生「貪污罪」的主因。那麼，為何致力改善族人經濟的高一生為何最後與林瑞昌、湯守仁等人一起獲罪？
　　上述提到發出〈案內狀〉尋求「高山自治」恐有踩到國民黨政權的紅線之虞，高一生應湯守仁邀請出席在樂野村舉辦的「西神家會議」，該場會議主角為「匪徒」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蔡孝乾與所屬成員，會議中論及山地行政經濟問題與發送反動宣傳單。 還有，高一生和林瑞昌一樣，在臺灣原住民族族間享有高度號召力與社會聲望，讓國民黨政權有所忌憚。
　　從目前檔案和研究成果觀之，高一生和湯守仁、林瑞昌相比，並沒有太多直接與「匪徒」的來往或入黨情事，但身為鄒族最具有權威和名望的高一生儘管只是一個知情、旁觀的角色看待這批藏匿在山區的「外人」， 但在彭孟緝的簽呈上，高一生卻是有「庇護匪諜情事」。 根據民國39年（1950）起的監視行動報告內容，和在收繳武器的自新保證隨著不斷釋出的武器，直接導致高一生不被國民黨當局所信任，進而導致悲劇的收場。

　　民國38年（1949）9月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成立，以彭孟緝為司令所展開的全台大逮補行動讓臺灣各地的省工委會幹部選擇向阿里山山區逃亡。同年，保安司令部便佈署「細胞組織」，在臺灣建構嚴密的情報網。隨著國民當在中國的頹勢，民國39年（1950）前後，國共兩黨的交鋒展現在臺灣全島，而臺灣原住民族也成為兩黨競逐的對象。民國39年（1950）所擬訂的情蒐計畫裡面，對於「山地情報」列出搜查重點即包含「高山族同胞對政府之情感態度及行政令之實施成效」，顯示臺灣省保密局等情報機關已將目光投向臺灣原住民族。
　　從上一節我們可以得知湯守仁協助臺灣省工委會在阿里山鄒族部落召開「西神家會議」， 從檔案觀察，我們推測埋下「叛亂罪」導火線的原因可能與湯守仁「知匪不報」的庇護行為和藏匿武器等原因有關。舉例來說，在臺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的訊問筆錄中，提到民國39年（1950）2月逃脫時，由山地幹部陳顯富設法接往嘉義時，在阿里山的部分就是經由與湯守仁交好的黃石岩（巖）協助。
　　若對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稍有了解，進入部落無熟人引薦或帶領的情況下，是很難「真正的」進入部落，更遑論是一群「漢人」要在此「居住」，難度肯定更高。但是我們卻可以看到在陳顯富、湯守仁主導下隱然形成「外地—嘉義市民生商店（搭配經裡方義仲）—阿里山」的逃亡路線，逃往阿里山區的「流亡支部」人數逐漸增加，甚至需要在樂野村設立草寮分散收容這些省工委會成員，還可以讓從臺北脫逃的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指示就地組成「阿里山武裝支部」， 這當中若沒有湯守仁的協助和庇護不可能如此順利。
　　民國39年（1950）5月清查戶口時，湯守仁要求汪清山（任嘉義縣警局巡官）放行這批省工委會成員，事後將省工委會成員的身分證交由汪清山事後補章，又要武義德不得洩漏。 儘管目前尚無資料顯示省工委會與阿里山鄒族菁英建立組織關係，湯守仁也否認加入共產黨組織或查無被吸收入黨的紀錄， 但可以確定的是，阿里山鄒族其他領袖顯然知道省工委會在民國39年（1950）前後於阿里山區的活動，在湯守仁的運作下提供某種程度的協助或庇護，但不代表阿里山鄒族原住民族被吸收或成為省工委會的外圍組織。
　　上述提到蔡孝乾指示要組成「阿里山武裝支部」時，據研究推測，這些省工委會成員可能將武器槍枝分批運送上山，再加上先前阿里山鄒族部隊在二二八事件自嘉義運回的武器， 阿里山鄒族部落一帶儼然形成小型軍火庫。湯守仁是否爲此才選擇庇護省工委會成員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在有人又有武器的前提下，推測具軍事背景的湯守仁或許認為阿里山有建立武裝自衛能力的必要性。
　　至於湯有無在部落推行軍事訓練？時任樂野村村長的武義德與保密局特務皆證實此事，根據監視紀錄顯示湯守仁「以樂野村為核心，儲備大批械彈，訓練山民作戰」。 然而，擁有武器槍枝等軍火實力的個人或原住民族對剛失去中國領土的國民黨政權來說是個威脅， 而湯守仁庇護、協助省工委會的行為，或許就是日後湯守仁和阿里山鄒族菁英被國民黨政權盯上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