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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檔案類型多元，除公文書以及照片影像外，也典藏各式各樣的地圖。這些地圖可以提供地理科教師運用在課程設計、引進課堂解說、讓學生了解地圖的特質、地圖的元素以及地圖的功用，並在這些基礎上引導學生，探究每張地圖背後的各種符碼，以掌握賦予地圖的時空意涵，繼而結合學生生活經驗，深化實作與生活有關的各種地圖。 在國家檔案地圖裡，可以找到紀錄臺灣山川形勢、氣候雨量、地質礦產、行政區域、鐵公路交通、海空航運紀錄，有助於掌握臺灣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另一方面，還有各縣市行政沿革、交通變遷、都市計畫、產業調查，有助於地方學議題的深化。除此之外，以不同主題、不同類型區分，還有許多地圖，例如：地形地質、位置配置、街道分布、路線規劃、現況調查、工程設計等圖樣，既豐富又多元。 在導讀臺灣地圖主題下，分為地圖的特質、地圖的元素、地圖的功用、臺灣全覽圖、各縣市地圖、各類型地圖等次要項，這些要項之下羅列不同的重點，輔以豐富的檔案地圖進行說明。這些臺灣地圖的導讀，有助地理知識的理解，藉以思維時間空間的經緯，亦可結合跨領域探究，詮釋地圖的歷史意涵。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揭櫫威權統治時期為「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在這段漫長歲月裡，許多平民百姓不幸成為執政當局的政治舉措下的受難者，即便相對自由開放的校園，許多師生也不能倖免。
　　爬梳國家檔案，我們看見昔日校園師生面對日常生活與局勢變化時，有著教學之外、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一面，譬如組織武裝部隊、發動罷課、鼓勵校園自治、主動參加讀書會、議論時政等。這些行動在威權統治時期導致學生們直接、間接地招致政府彈壓，甚至有人被羅織罪名而不幸受難。
　　失去教職或學籍，幾乎是所有師生受難者的共同遭遇。將眼光投放至歷史場址，就會看見他們輕則被關押一段時日後被釋放，重則被害或從此失蹤。身陷囹圄的師生在獄中身心受創，即便有幸重獲自由，仍長處於被監視、跟蹤，長期被監控，難以重回正常生活軌道。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校園師生受難者」主題下，按：威權統治時期的校園、師生行動、師生遭遇，與受難者身影等次主題，應用國家檔案的紀錄，重拾威權統治時期校園師生的遭遇，並從受難者的生命歷程，管窺政治迫害的一隅。

　　當代政治民主化的臺灣，過去曾歷經長達47年的威權統治時期，那是一段充斥著政治迫害案件的黑暗時代。威權統治時期始於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終於民國81年（1992）年11月6日止，涵蓋民國38年（1949）年5月20日實施《臺灣省戒嚴令》之前發生的四六事件，直到民國76年（1987）年戒嚴令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告終，以及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再於民國81年（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才讓政治黑牢時代畫下句點。
　　過往，男性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常為人所熟知，近來女性政治受難者群像逐漸受到關切，開始統計女性政治受難者的人數，了解她們出身背景、受難原因，以及遭逮捕、刑求、羈押與服刑的經歷。
　　這些女性受難者角色多元，為什麼她們在威權時代坐政治黑牢？有研究者從判決書的「罪名」，分析她們涉及參與共黨組織活動、知匪不報、匪諜嫌疑、讀書會或傳閱反動書刊、校園師生運動、資助或藏匿叛徒、思想動搖意志不堅（接受匪訓）、洩漏公務機密或軍機、有利叛徒宣傳、詆毀政府、煽惑軍人叛逃、臺灣獨立等等。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女性政治受難者」主題下，我們依序規劃：以參加叛亂組織判刑的「政治犯」、因交遊、言行等受牽連的「政治犯」，呈現女性受難者為何成為「政治犯」或「思想犯」的因由；國家暴力的場域、獄中的生活處境，在檔案裡尋找女性從被逮捕、偵訊到服刑的過程等類別，蒐羅及整理相關國家檔案紀錄，以瞭解威權時期女性政治受難者們的生命軌跡。

　　戒嚴時期係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民國38年（1949）5月19日發布〈臺灣省戒嚴令〉，明確指示隔日起全面實施，臺灣進入戒嚴時期，直到76年（1987）7月14日蔣經國總統發布總統令，宣告隔日凌晨起解除〈戒嚴令〉。在長達38年56天戒嚴歲月，政府為達到全面治理及管控目的，以公權力管控民眾，陸續頒布各式禁令箝制民眾言行舉止，甚至動員國家機器和運用媒體傳播、學校教育管道，以及藝文獎章等方式進行思想灌輸，形塑符合其標準的意識形態。這些措施多管齊下，民眾日常生活深受影響，被塑造出符合政府意念的思維，深植反共抗俄之意識形態。
　　歌曲與民眾生活習習相關，折射社會發展樣態，以及時代流行趨勢。戒嚴時期的臺灣，政府管控社會，許多經過審查的歌曲最後都難逃查禁命運，不僅影響歌曲創作發展，也阻礙民眾日常生活的思維。觀察歌曲查禁的背後因素，呈現臺灣社會不民主、不自由氛圍，以及各種荒謬怪誕的現象。一首歌只要被冠上任何違反政府意志的理由，接著就有如天羅地網般的查禁管道予以封鎖，如查禁歌本與各種禁唱公告紛至沓來；各地方的電臺長期遭到監聽，管控不准播放禁歌；唱片公司不行灌錄禁歌，發行唱片若有禁歌會被沒收、下架；唱片行不能兜售有禁歌的唱片、錄音帶；電影主題曲、插曲不可以出現禁歌；透過行政與教育聯絡管道，公務機關與校園師生必須嚴守規範，不准公開歌唱禁歌；尤其，歌曲創作者和演唱家都得小心翼翼，否則經查緝會遭受處罰，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招致牢獄之災。
　　今日臺灣社會開放，你我很難想像一首流行歌突然被查禁不能傳唱，甚至歌曲發行前須通過審查後才能歌唱，被禁唱後也只能偷聽。透過本主題：戒嚴時期的臺灣禁歌，讓我們一起透過國家檔案，瞭解戒嚴時期臺灣的社會規範及管控。體悟在那段噤聲的年代，歌曲創作與傳唱的困難，是歷經過了許多前人的努力，才讓你我今天可恣意聆聽豐富多元的臺灣歌曲。
　　在「戒嚴時期臺灣的禁歌」主題項下，規劃次主題，其中：各種查禁律令、各種查禁手法，讓你我透過國家檔案掌握政府頒訂多項律令，以多種查禁手法查禁歌曲，另外，在查禁中共相關歌曲、不得影響民心士氣、查禁日本相關歌曲、查禁涉及情感歌曲等次主題，羅列多首被查禁的歌曲，透過這些紀錄讓我們瞭解戒嚴時期歌曲查禁背後的點點滴滴。

　　1970年代起，臺灣進入大建設時期。當時國際先後發生兩次石油危機，衝擊全球與我國經濟發展，促使政府以國土開發為政策，進行各項基礎建設。直到1980年代，政府在工程建設上調整新思維，轉以開發與環保並重。 因應大建設啟動、開發東部資源並解決交通問題，北迴鐵路工程成為二戰後第一條由國人自行興建的鐵路。由國人設計、建造首座以鋼構拱橋為主的關渡大橋，改善了北部交通且繁榮地方經濟。在全球海運貨櫃化浪潮下，興建高雄港第二港口及貨櫃碼頭，過港隧道應運而生。隨著全球環保思潮的興起，新中橫公路在工程期間進行臺灣首次環境評估，取得道路工程與生態保育間的平衡。臺北市立動物園在生態保育、動物福利的理念引領下，從圓山遷往木柵，工程依山而建，打造亞洲最大的動物園。 本次特展透過臺灣重要建設的關鍵檔案，從開發到保育，串連起1970-1980年代我國重要建設呼應時代思潮的轉折歷程，重現這些指標性建設所肩負的任務與影響，亦可見今日永續工程理念之發韌。

　　金瓜石，是臺灣北部最為重要的金銅礦產地，也是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金公司）的發源地。百餘年來，這裡從荒山變成一座獨特的礦山城市，見證了臺灣礦業發展的興衰，孕育了豐富的社會與文化史蹟。環繞著礦業發展，隱藏在金瓜石山中的黃金故事，鋪陳出一部漫長的臺灣礦業發展史，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本主題係以檔案局典藏的「臺灣金銅礦務產業檔案」為核心，連結民眾與金瓜石的文化記憶。這批檔案曾榮獲登錄於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第三屆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如時空膠囊般保存了百年來礦工生活的點滴。以六項主題梳理出盛極一時的臺金時代。
「日照金瓜石！」，詳細介紹從19世紀末至戰後初期，不同階段金瓜石的採礦業務；「早安，臺金公司！」，細述1955年臺金公司成立後的發展蛻變，如何由戰後的接收重整再創新猷；「畫筆下的礦業知識」，我們利用留存的珍貴圖繪，呈現開挖坑道並繪製圖說，用以管理龐大且神祕地底資源的歷程；「眾人協力點石成金」，詳解金銅礦完整的生產流程，揭露鮮為人知的礦山生產和運輸；「散步生活金礦山」，還原臺金公司員工的日常活動，重現當年熱鬧非凡的祈堂街生活圈。
最後，從「國家檔案重現礦山記憶」中，透過臺金公司留下的豐富檔案，回顧金瓜石礦業的發展足跡。這批臺金檔案也將持續整理及維護，以展現往日礦山的黃金風華。期盼大家透過國家檔案，重新認識臺灣礦業發展歷史與文化！

　　鹽，是「百味之王」，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調味品，更是開門七件事之一。鹽的發展歷史久遠且獨特，它是人體一日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用途與功能千變萬用。從鹽田到舌尖、從農漁到工業、從衣食住行到藥用化工，隱藏化身在你我日常生活之中。
臺灣從荷治到明鄭在瀨口、洲仔尾及打狗澳等地闢建鹽埕，歷經清朝統治、專賣，鹽場雖常毀於颱風暴雨，而一再搬遷、新闢，但曬鹽技術也漸趨成熟；再經日治時期的基礎建設，以及因應日本工業用鹽需求，臺灣開始有規模、計畫性地闢建新式鹽田，奠下近代臺灣鹽業發展基礎。
戰後政府接收臺灣，除持續復原、整理、更新，伴隨經濟與工業發展，新闢七股新鹽田、籌建通霄精鹽廠、引進法國機械化收鹽、投資澳洲鹽田，臺灣鹽業從傳統「天日曬鹽」進化到新式「離子交換膜」；從人工到機械化、從自產到進口、再從「國營」到「民營化」，長達338年的曬鹽歷史，為臺灣留下無數珍貴的鹽業史話。
鹽業是一種土地固著性相當高的事業，鹽民世代傳承、固守鹽田，一代接一代，過去「曝一副鹽田，可以飼一傢伙仔」、「卡好食一個頭路」的榮景不再，時代巨浪最終迫使他們離開世代守護、賴以維生的鹽田，徒留傾頹荒廢的遺跡，轉以人為保存的觀光鹽田，繼續記錄著臺灣曬鹽的歷史與共同記憶。

臺灣衛生醫療體系的建置與發展 臺灣現代衛生醫療體系的建置與發展，可溯自清末西洋傳教士來臺醫療傳道，而後歷經日治時期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更加推進了醫療公衛建設。
清末傳教士馬雅各、馬偕、戴仁壽等人為臺灣引入了西式醫學教育並設立西醫館。日治時期更系統性建立現代醫療體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設立醫學校推動現代化的醫學教育、制定初步的近代衛生制度、推展衛生措施、改善衛生環境，為臺灣奠下近代醫療衛生制度與醫學科學的根基。臺灣總督府極重視傳染病的預防，開設官立醫院、興修上下水道、制定公醫制度，讓醫學與公共衛生知識普及於社會，使近代衛生與疾病觀深入民間。戰後臺灣承襲日治時期的衛生醫療政策與教育體系，逐漸擴充基層衛生所網絡，並建立起防疫體系與制度，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中設衛生局，且於各縣市政府下設衛生院，掌理衛生行政技術事宜，推行公共衛生。
戰後初期臺灣因政治、經濟皆不穩定，公共衛生疏於管制，鼠疫、霍亂及天花再度現蹤，因傳染病而死亡的人數節節升高，迫使政府實施檢疫，以遏止疫情的蔓延。以瘧疾為例，當時全臺六百萬人中，就有一百二十萬人罹患瘧疾。1946年，在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協助下，於潮州成立瘧疾研究中心（1948年更名為臺灣省瘧疾研究所），投入新藥物的試驗，也使用DDT 野外噴射、家屋噴射以及河川自動沖流法，進行病媒的撲滅，希望找出有效的防疫模式。1951年，又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簽訂瘧疾防治和監視計畫，持續提供藥物和殺蟲劑，投入防瘧實務，直至1965年終於根除瘧疾。
疫苗注射在臺灣撲滅傳染病史上，更扮演關鍵角色。日治時期就曾引進牛痘並普遍施打，至1920年代大部分民眾已對天花已具有免疫力。戰後更引進白喉疫苗；1950年推動卡介苗接種，以預防結核病；1954年臺灣省衛生處自行研發，製成白喉、百日咳、破傷風三合一混合疫苗，1959年後全面施打，使得這三種疾病幾乎根除。此外像是小兒麻痺、日本腦炎，也曾在1950至1960年代肆虐臺灣，但都因疫苗問世而使得病例逐漸減少。
此外，臺灣曾為全球B 型肝炎高感染地區之一，患者雖然沒有明顯的症狀，但卻容易導致肝硬化、肝癌等病變。1970年代，就曾有學者以實驗說服政府實施肝炎防治政策。經過多年的呼籲，直至1980年代，政府準備推動新生兒全面施打B型肝炎疫苗，但引起輿論大肆撻伐，不少臺灣民眾對於疫苗注射還是有很深的疑慮，甚至批評醫界將臺灣新生兒當成實驗品。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宋瑞樓、陳定信等醫學家力排眾議，親上廣播、電視臺宣導，用簡單的話語說明疫苗注射對於防範肝病的重要性。1986年開始，全國新生兒都必須接種B型肝炎疫苗，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全面施打B型肝炎疫苗的國家。
軍醫院體系在臺灣醫療現代化的進程上，也扮演功不可沒的角色，1949年國防醫學院（前身為軍醫學校）隨之遷臺。1954年，高雄醫學院成立，為臺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以熱帶醫學和蛇毒蛋白研究著名。1958年，中國醫藥學院醫學院成立，為第一所培育中醫師的學校，我國現代醫學教育乃完備。
美援更促使了臺灣醫療衛生的發展，至1970年前受到美國及其他組織的協助，強化了衛生體制的建置、協助醫學院選派醫護衛生人員赴國外進修，也引進新知識與技術，對臺灣現代醫療與衛生政策有相當大的影響。美援的衛生計畫以國家發展、繁榮經濟為主要考量；教育方面則援助國防醫學院、臺大醫學院等，選派醫護衛生人員赴國外進修，提供與支持醫院或醫學院的硬體設備、人員訓練經費，並協助成立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系，長期推動臺灣的護理教育。美援的衛生計畫中，也曾協助臺灣運用DDT噴灑的方式掃滅瘧蚊，被稱為「瘧蚊撲滅大計畫」。在1960至1980年代間，又協助結核病的防治，設立了防癆專責機構，讓臺灣的防癆與防瘧工作與世界同步，並讓相關知識及技術深植於臺灣社會。同時，對臺灣醫事人員的訓練與制度設計，以及醫學教育、臨床制度等，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戰後臺灣民生產業的發展，伴隨經濟的高度成長，使得每個階段的生產品目有所不同。日治時期臺灣隸屬於日本經濟圈，在比較利益的前提下，諸多商品仰賴從日本國內移入。戰後，我國將日本人經營的事業接收後改組為公營事業，規模較小者則讓售給民間經營。民國38年（1949）底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促使臺灣成為獨立的經濟個體。之後臺灣除了仰賴美國的援助之外，政府並透過各種政策試圖推動民生產業發展。
稍詳言之，美援所提供的棉花和小麥等物資，促使紡織和麵粉等民生工業得以興起。此外，政府透過臺灣省物資局的商業網絡，促使這些本地製造的商品找到銷售出口。再者，政府與帶有官方色彩的社團組織還透過舉辦展示會的方式，將各類商品介紹給社會大眾認識。大致上，當時產業與企業得以活絡生產各類製品的原因，在於臺灣具備低廉勞動成本之優勢。
作為臺灣經濟成長主力的中小企業，在創業初期資金有限且欠缺技術下，1960年代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曾創設中小企業輔導小組，希望提供規模較小且處於成長階段的企業經營時所需的技術與管理諮詢，還試圖聯繫商業銀行提供借款。
以往對臺灣重化工業的認識均以為自1970年代十大建設才作為起點，實際上1960年代後期政府已逐步規劃將臺灣經濟調整至重化工業階段。在石油化學工業上，政府控制了上游與中游的生產，而將下游交由民間資本經營。最初我國判斷因下游事業未必龐大不致影響原料供應不足，故對下游廠商申請設立採行開放的政策。

　　臺灣地形複雜多樣，東、西兩岸受中央山脈阻隔交通困難，南、北兩部又因河流縱橫，通行多有不便。
　　清領臺灣後期，在列強覬覦臺灣的壓力下，治臺策略轉為積極，交通建設亦逐次發展。光緒3年（1877）福建巡撫丁日昌派員興建由臺南至旗津的電報線路，為臺灣引進電信科技之始。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後，為改善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通訊聯繫，鋪設由淡水連結福州的海底電纜，為中國首條海底電纜。劉銘傳又推動臺灣西部鐵路建設計畫，並完成由臺北至基隆與新竹的兩條路線。不過清領時期的交通建設多由地方官員自主推行，缺少中央主事機關與完整的規劃，因此雖有發展但進度有限、難以持續。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為了統治與開發臺灣資源等因素，全面推動交通建設。在鐵路方面，縱貫線、縱貫海岸線、宜蘭線及潮州線先後通車。同時，島內各種森林、糖業與其他拓殖事業鋪設的鐵路亦提供載人運貨的交通功能，軌道網絡密集。在公路方面，自光緒21年（1895年）日軍登臺開始即展開公路建設；西部由基隆至屏東的縱貫公路，與東部蘇澳到花蓮的蘇花公路先後通車，客、貨運業迅速發展。
　　在航運方面，臺灣四面環海，港口碼頭是貨物進出的主要口岸，影響經濟甚鉅。總督府自明治38年（1905）成立打狗港（高雄港）事務所開始，先後進行高雄、基隆與花蓮港的建設，興建現代化碼頭與貨運相關設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高雄港成為日本南進之重要後勤港口。
同時為便利通訊，總督府最早架設由臺北聯絡基隆的電話線路，至明治33年（1900）已在主要城鎮開放市內電話業務。海底電纜的鋪設亦有所發展，先後建設了由臺灣聯結中國大陸、澎湖與琉球的多條線路。總之，日治時期進行的現代化交通建設雖是為其殖民利益服務，但也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奠立重要基礎。不過在二戰期間，臺灣因做為日軍重要南進基地，各種交通設施受盟軍攻擊損害甚多。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日治時期的交通建設，致力恢復、改善道路與橋梁。
　　民國38年（1949）政府播遷來臺，在既有的建設基礎上改進與創新，而有今日臺灣的交通風貌。在陸路運輸方面，鐵路建設除與時俱進的引進柴油、電氣化機車頭，68年（1979）完成臺灣西部鐵路電氣化工程，並新增內灣、枋寮等路線。北迴與南迴鐵路完工通車後，環島鐵路網成形。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與高鐵的建設，則編織出島內長程、城際與市內多層次的公共軌道運輸網路。在公路建設方面，初期有省道的拓寬與新建，民國59年（1970）交通部高速公路工程局成立後，專責辦理高速公路興建工程，並於67年（1978）完成北起基隆、南迄高雄的南北高速公路(後稱中山高速公路，即國道一號)。此後，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持續規劃、興建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在臺灣西部已建構相當完整的路網。在臺灣東部，聯結臺北至蘇澳的蔣渭水高速公路(簡稱國道五號)，與蘇花公路改善計畫（蘇花改）亦紓解東部的交通狀況。
　　在水路與航空方面。因應臺灣經濟發展需求，除持續建設基隆、高雄兩國際商港，並陸續興建臺中港、蘇澳港、臺北港與安平新港等設施。日治時期臺灣雖有五十餘座機場，但皆屬軍事用途，並無民航班機。政府遷臺後為因應政經發展需求，以松山機場為國際、國內共用機場，並於民國51年（1962）起大規模擴建。此外並進行花蓮、高雄與澎湖機場等場站建設。62年（1973）開始籌建桃園國際機場，空運事業蓬勃發展。
　　在通訊事業方面，政府遷臺後由臺灣電信管理局負責電信事業發展。此後歷經電信組織改組、公司化與民營化，電信業務自由化等過程，提供人民多元化的電信服務。

　　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堪稱成功典範，被外界譽為經濟奇蹟，與香港、新加坡與南韓並稱亞洲四小龍。
　　民國40年（1951），臺灣國民生產毛額（以下簡稱GNP）以人均計算僅約145美元，此後每年以9%的平均率成長，至1990年已達近8000美元。同時臺灣經濟結構也出現快速轉變，農業在原先產業結構中具有的重要性，逐漸被工業與服務業取代。至今，臺灣經濟結構已與先進國家接近。臺灣經濟發展並非一蹴可及，是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的成就。
　　回顧臺灣經濟發展的歷程，民國38年（1949）政府遷臺，大批軍民隨之而來，島內面臨生產減退、人口暴增的問題，軍事防衛支出壓力沉重。幸而自日本統治時期以來臺灣農業生產基礎完備，糖、米等農產品出口成為臺灣外銷主力商品，亦是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民國39年（1950）至民國49年（1960）年間，糖、米出口累計外匯金額達10億美元，占同期累計出口總金額近7成。這些外匯讓臺灣可對外購買原物料與機器設備，足見農業維持戰後臺灣經濟的重要性。民國42年（1953）政府推動經濟建設四年計畫，提出「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口號，發展農業並扶植本地資本需求較低、勞力密集的工業，如紡織、合板等輕工業以替代進口，為臺灣工業發展奠定基礎。另一方面，美援對臺灣農工發展提供的挹注，亦是穩定臺灣經濟的重要推手。
　　1960年代，隨著國內經濟情勢穩定，國際經濟繁榮，政府採取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國內外投資、拓展海外市場。在此階段，政府積極推動參與國外展會，籌劃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國內外的投資啟動了臺灣加工出口型的經濟成長，國內就業機會增加、收入提高，出口亦急速成長。在此趨勢下，民國52年（1963）國內製造業在國內生產淨額比重首次超過農業部門。
　　1970年代，全球經濟受到石油危機拖累，政府極力爭取外資，陸續推動十大建設，期以國家投資來彌補出口與民間投資的不足。為避免國內製造業所需原料，與零組件受制國際市場與外國廠商，此期以發展重、化工業為方向。自1973年起，重工業占全體製造業比重大於輕工業，漸轉型為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
　　值此之際，我國貿易夥伴關切臺灣長期享有的貿易順差，政府大幅調降關稅，解除進口管制，臺灣更全面融入全球經貿體系，國內經濟政策需要更自由化。值得注意的是，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帶動全球產業新的一波革命，行政院自民國67年（1978）年起召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結合產、官、學三方，共同擘劃科技產業發展前景。民國69年（1980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正式揭幕，同年又成立「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每年邀請國際專家學者來臺指導科技發展，是臺灣工業重心轉向資訊業的重要里程碑。

　　臺灣地方自治運動可追溯於日本統治時期。民國24年（1935），臺灣總督府在臺灣民意的壓力下公布《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宣布於同年底開放地方議會一半的議員名額由臺灣人民投票選出。這次的開放程度雖不令人滿意，但選舉過程中各方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讓臺灣人對地方自治的政治活動有相當的瞭解。不過這波有限的政治開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告終，在戰爭的背景下，總督府統制趨嚴，臺人的政治結社多遭整肅，這股追求民權自治的熱潮遭戰時體制壓制而難以伸張。
　　民國34年（1935）8月，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政府展開治理臺灣。同年12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並於次年初成立村里民大會，以間接選舉的方式，由村里民大會選舉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組成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會。再由鄉鎮縣轄市區民代表會及職業團體，選舉縣市參議員，分別成立縣市參議會。復由各縣市參議會選舉省參議員，組成臺灣省參議會，奠下臺灣議會發展與地方自治的基礎。臺灣省參議會經歷了戰後復員、重建與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的過程。在此期間，二二八事件對省參議會帶來重大的衝擊。
　　民國36年（1947），中華民國實行憲政，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地方自治工作原應依據中央省縣自治相關法令進行。但由於內戰與兩岸分治的政治發展，中央法令遲未完備，在政府與參議會的努力下，臺灣地方自治事業是以制訂省地方法規，再由行政院同意公布實施的方式進行，例如行政院於民國39年陸續公布《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臺灣省縣市行政區域調整》等方案成為臺灣地方自治的法制基礎。民國39（1950）至40（1951）年間，臺灣省分期調整縣市行政區域，將原有8縣9市重新劃分為16個縣及5個省轄市，各縣市還以分區、分梯次的方式進行了縣市長與民意代表的選舉工作。
　　由於原臺灣省參議員選區變更、縣市議會議員亦經改選，行政院於民國40年（1951）9月頒布《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及《臺灣省臨時省議會選舉罷免規程》；12月，臺灣省參議會改制為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歷經三屆省議員選舉，在此階段也是臺海對抗激烈，反共抗俄宣傳達到高峰的時刻。由於動員戡亂的背景，立法院與國民大會難以表達臺灣民意，省與縣市議會成為臺灣自治與民意表現的重要場域。民國48年（1959）4月30日，行政院第615次會議決議：『臺灣省臨時省議會之名稱應改為臺灣省議會』；6月23日，臺灣省政府函轉行政院命令，6月24日起，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正式改稱『臺灣省議會』，象徵臺灣議會發展又進入新階段。綜觀上述臺灣省的議會改制都是依照政府行政命令行事，非根據《憲法》有關地方自治的省政內容建立，顯現戰後臺灣政治的特殊處境。
　　臺灣省議會的歷史與臺灣經濟起飛、民主化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臺灣政治與軍事環境較為穩定，人民政治意識更受啟發，更嚮往追求民主自治理念。這股風潮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知識分子串聯籌組反對黨的工作，其中多人皆為省議會成員。雖然民國49年（1960）底這波組黨的努力未能成功，卻對未來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奠下基礎，省議會也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國86年（1997），國民大會進行修憲，將省級單位移除「地方自治團體」地位，並將臺灣省政府縮編改組為行政院之派出機關，臺灣省議會也就同步裁撤，而於原址成立「臺灣省諮議會」，臺灣省議會的歷史至此告一段落。
　　臺灣議會的發展是臺灣人民追求自治、民權歷程的重要一頁。臺灣議會發展史展現民主制度在臺灣奮鬥發展過程。臺灣由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在「經濟奇蹟」以外創造的「民主奇蹟」，是臺灣人引以為傲的結果，也是本主題希望表現的內容。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我國即因為內部動亂、失去中國大陸等情勢而失去盟友信賴，面臨政治不利的國際局勢；然在政府致力發展經濟下，奠定我國今日尚能在全球保持一定地位的基礎。因此，經濟不僅是我國的發展命脈，也是彰顯臺灣歷史價值的重要視角。
　　眾所周知，我國曾經締造「臺灣經濟奇蹟」，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興經濟體，讓國際政治地位常受壓抑的中華民國，靠著經濟發展的成就傲然於世。甚至在日後以「亞洲四小龍」之名，讓經濟學者紛紛討論我國成功的原因。這表示我國經濟政策與環境間的互動狀況，具有深入探究的價值。
民國34年(1945)以後的中華民國雖然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且為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國際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如此，全國經濟發展、各地社會境況均因戰亂而亟待復原。但受到國、共間武裝戰事拖累，短暫的「大國」榮景轉瞬消失，經濟、社會方面亦隨政治局勢益發惡化，終使中央政府遷臺成為定局。此後我國乃在國際、國內政經極不穩定的情勢下逐步發展，終於促成經濟成長，為日後的長期發展奠下厚實基礎。
　　臺灣經濟發展既是「奇蹟」，自有出乎學者意料之外的地方。許多學者嘗試對此探究，卻因各人立論的著重點差異，而有不同的論述與分期。例如已故知名經濟學者侯家駒(1928-2007)將民國40年代以來的「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至民國50年代以紡織業進行第一次出口擴張階段的內涵，進而在民國60年代中期出現營造業在國內生產毛額(GDP)中比重大幅提升等情況，套用「食、衣、住、行」的概念，將臺灣經濟發展的內涵與時間脈絡連結，界定其演進狀況，乃是一種說法。但重要的國家技術官僚如李國鼎(1910-2001)，則偏重政府政策與國際現勢間的互動與因應，將臺灣經濟發展理解為經濟重建(民國38(1949)至41年(1952))、依賴美援(民國42(1953)至49年(1960))、自立成長(民國50(1961)至61年(1972))與能源危機(民國62(1973)至70年(1981))等四階段，主要體現政策推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結果。美國學者高棣民（Thomas B. Gold）則在民國70年代中期的研究中，分析政策、經濟結構轉變與國際局勢變化等因素的互動情況，認為可分為斷裂與延續期(民國34(1945)至39年(1950))、戰後重建與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民國39(1950)至48年(1959))、出口取向時期(民國49(1960)至62年(1973))、工業升級時期(民國62年(1973)以後)。這些說法各自成理，卻也呈現莫衷一是的結果，形式上似甚複雜，彷彿臺灣經濟發展歷程尚無確論。
　　然而細思之後，可以發現這些論述其實仍有共通之處，只是側重的面向不同。臺灣經濟發展仍有幾項要點，包括與中國大陸經濟的連結與擺脫、美援的挹注與影響、政策的選擇與執行、國際政經局勢的因應與堅持等。因此，透過國家檔案的整理與選編，以呈現歷史事實的方式，讓大眾對此發展歷程能更清楚認識。

　　民國38年(1949)1月5日，陳誠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開始主持臺政，雖以樹立復興基礎，做一年後反攻之準備，其實亦是為政府留一退路。4月21日，共軍渡江南下後，戰局更顯緊急。5月20日零時起，臺灣省開始戒嚴，而隨著國共戰爭的潰敗，12月9日，中央政府遷臺，中美關係也因美國調停失敗而惡化。
民國39年(1950)6月韓戰爆發，可謂救了中華民國，美國為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大，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中美關係改善，獲得美國繼續援助，並在冷戰體制下，中華民國也成為美國西太平洋防堵共產勢力向東擴散的島鏈國之一，臺灣國際地位亦更加確立。蔣中正在此一有利的局勢下，為維持其政權，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戒嚴的保護傘下，遂行威權政治體制，製造白色恐怖，日後國內政治發展就在「從戒嚴到解嚴再到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道路上，無論在中央政治體制或地方政治體制，皆能朝著自由、民主政治、政黨政治、政府決策過程更為透明的方向邁進。現在國人在享受自由與民主之果實的當下，更能凸顯出這一段血淚交織史的重要性。
至於對外政治發展方面，在兩岸關係上，從臺海對峙、八二三炮戰、飛彈危機、國統綱領的擬定與廢除，到今天穩定地發展兩岸之間經貿文化之交流。在國際關係上，雖歷經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與美國斷交等外交挫折，但我國仍以務實態度，發展實質外交，爭取國際空間，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本教案主要利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成立以來陸續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防部軍務局、外交部、臺灣省政府、各縣市政府…等機關所移轉的檔案，配合高中職歷史科、公民與社會之課綱，擬定10個次主題。

　　二十世紀的中國變化巨大，辛亥革命掃除二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體制，傳統家族逐漸崩解，男女漸臻平等，人口往城市集中，西方思潮自五四運動以來席捲整個中國。民國以來戰爭不斷，民國初期軍系戰爭，民國17年（1928）12月北伐統一後爆發中原大戰。國共之間自「清黨」以來也爆發許多衝突，除內部交戰之外，外受侵擾，特別是日本的侵略，民國20年（1931）發動「九一八」事變，12月底佔領整個東北，民國21年（1932）發動「一二八事變」。
民國26年（1937）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盧溝橋演習夜戰，日本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內搜查，北平市長秦德純不同意，日方進攻宛平縣，國軍守軍團長吉星文率所部官兵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或「七七事變」。事變發生後，蔣中正委員長17日在江西廬山發表嚴正聲明：「中國希求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中國的基本立場是：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不容侵害。」8月13日，日軍發動淞滬戰爭，中國全面抗戰正式開始。 自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之後，中國全面抵抗，發生二十二次大型會戰，重要戰鬥一千餘次，軍民犧牲甚大，財產損失之鉅空前未有，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殺行為更為世界所不恥，憑著蔣中正抗戰到底的決心與全民堅毅的抗戰精神，美國在民國30年（1941）12月8日珍珠港事變後投入遠東戰局，在盟國的努力下，日本於民國34年（1945）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是民族存亡的大事，中國人顛沛流離，民國26年（1937）10月底，長江下游有一百三十多萬難民，在戰爭破壞下斷垣殘壁，也有一些成果值得重視。抗戰期間政府機關、工商企業與人民被迫往西南、西北地區，奠定後來發展的基礎，大學大規模的向西南遷移，在窮鄉僻壤胼手胝足，徹底改變中國大專院校分佈不均的問題。大批大學師生與文化界的移入，豐富內陸的文化。
抗戰時期各界的表現更令人激賞，全民抗戰不再是口號，當時大多數人共體時艱，宋美齡等發動婦女為前線的官兵縫衣，西南聯大發起「一角錢施粥運動」，更多人無私的捐獻，也有熱血年輕人組成的「青年遠征軍」投往戰場;臺籍的李友邦、翁俊明、丘念台、謝東閔等人也都投入抗日活動行列。
中國的國際地位是抗戰期間另一值得關注問題，自太平洋戰事發生後，蔣中正成為遠東戰區總司令，民國32年（1943）1月11日，中英、中美簽訂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孫中山遺願，中國忝為世界五強之列，自然值得肯定。 本次研究計劃案，將時間斷限設定在抗日戰爭期間（民國26年至34年），利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典藏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外交部、教育部、行政院、內政部等單位之國家檔案，從中挑選相關之重要檔案史料，以「重要戰役與軍事勤務」、「對外關係」、「烽火歲月下人民的困頓與因應」、「救亡圖存下的文教」、「非常時期下的國內政局」等五大次主題，各次主題下又再細分為若干重點以進行研究撰寫。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華民國與美、英等同盟國並肩作戰，民國32年(1943)11月27日三國領袖舉行開羅會議，聯合發表「開羅宣言」，宣布戰後臺灣歸還中華民國。宣言中指出：「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中國東北、臺灣、澎湖群島等應歸還給中華民國」，為日本戰敗後臺灣主權的歸屬提出明確的主張。於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指示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先期展開臺灣現況的調查、規劃與接收的準備工作。
民國34年(1945)7月，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波茨坦宣言」，重申臺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投降，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獲得勝利，臺灣人民無不歡欣鼓舞期待重歸祖國懷抱。各地陸續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三民主義青年團」、「治安服務隊」等組織。民間也自動學習國語、懸掛國旗，歡迎祖國接收人員的到來。
蔣中正特任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來臺接收，並賦予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權責。由於臺灣本為日本殖民地之特殊性，因此無法像各佔領區之原有政府選派人員接收，反而是需要重新部署調派接收人員，故接收較為複雜、規劃時間較長。國民政府亦先後擬定「收復臺灣計畫要點」、「臺灣省收復計畫大綱」、「臺灣省佔領計畫」，並組織「前進指揮所」先行至臺，穩定臺灣情勢，並與臺灣總督府接洽受降及接收事宜。10月25日於臺北市公會堂舉行中國區臺灣省受降儀式，陳儀代表接收臺灣，此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亦正式開始運作，並組織「臺灣省接收委員會」，由警備總部負責軍事接收，行政長官公署負責行政機關之接收，且尚有日人留用與遣返、以及日產接收等相關工作。
此外，民國34年(1945)政權更替至民國38年(1949)中央政府撤退來臺，這段光復初期的治理，包括國籍復原與臺人返臺、警戶役政的建立、行政區域的調整、地方自治等行政措施；各產業的整建、公用事業的建設、財金體系的建立與幣制改革、土地改革、專賣制度的實施與改進等經濟整建；加強公民訓練，增強醫療衛生、強化社會救濟、普及學校教育、文化重建等社會文教發展之面向；而陳儀在任期間，臺灣吏治腐敗、通貨膨脹、社會動盪不安等原因，引發二二八事件。以上各項對臺灣日後的發展影響深遠，光復初期實為臺灣現代史的重要轉折點。
有鑑於此，以此段期間臺灣的接收與治理為主題，利用移轉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史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省諮議會、各縣市政府等機關之國家檔案，從中擇選適切之檔案素材，除可配合高中歷史課程課綱，提供教師授課使用，亦有利於推展檔案與歷史結合的加值應用，增進檔案應用機會，創造文化資產價值。

我國現代史之演進，雖有國際局勢的影響，但就內部觀之，核心因素實為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的合作與衝突。本主題將一一述說民國38年左右兩黨間的恩怨情仇。
民國12年（1923）1月26日，由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簡稱《孫越宣言》）。在蘇聯的支持下，國民黨進行組織改造、建立黃埔軍校，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史稱「聯俄容共」。民國14年（1925），孫中山過世後，國民黨左右兩派分裂。民國15年（1926）3月的中山艦事件，使蔣中正在國民黨的地位上升，國共雙方矛盾日益加劇。北伐過程中，國民政府遷至武漢，由汪精衛為首的親共派所控制。民國16年（1927）4月，蔣中正下令「清黨」，清除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並於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親共的國民政府成對峙之局，稱之為「寧漢分裂」；不久，武漢方面得知蘇聯與中共之政治企圖，採取分共立場，8月宣布與南京合作，稱之為「寧漢合作」。
民國17年（1928）12月，國民政府北伐統一中國，從民國19年（1930）至民國22年（1933），先後五次對江西一帶的紅軍蘇區發動剿共戰爭。前四次剿共，國民政府均未能獲得有效的壓制，民國20年（1931）11月，中共甚至於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民國22年（1933）5月，第五次圍勦，蔣中正親自指揮第五次圍剿並兼任剿匪軍總司令，迫使共軍放棄江西開始向西北流竄。
民國25年（1936）12月12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與楊虎城，於西安發動「兵變」劫持蔣中正，此即「西安事變」。事件和平解決後，民國26年（1937）1月，裁撤西北剿匪總部，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對中共問題尋求政治解決。民國26年（1937）2月起，國民政府與中共談判，中共同意結束分離主義、暫緩階級鬥爭運動，國民政府則宣布承認中共合法，並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稱之為「國共合作」。
雖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抗戰爆發後，卻不受國民政府指揮，趁機擴充佔領區，導致爆發多次軍事衝突：諸如民國28年（1939）11月「晉西事變」、民國29年（1940）10月「黃橋戰役」、民國30年（1941）1月「新四軍事件」。民國33年（1944）11月，美國特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來華調處國共的衝突，中共希望組成聯合政府，國民黨反對。民國34年（1945）1月，赫爾利再度調處仍無結果。
民國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在東北、華北及中原部分地區，中共不顧國民政府的命令，強佔城市、接收戰略物資。民國34年（1945）8月29日於重慶，由國民政府與中共進行會談。這次會談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序曲，雖然它本身並未解決具體的實質問題，但國共雙方達成了用政治協商的手段解決爭端的初步意向。重慶會談的主要成果為《雙十協定》，雙方同意避免內戰、和平建國，共同推動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及與其他政黨合作組建多黨制民主聯合政府。
民國35年（1946）1月初，在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Jr）的調停下，由馬歇爾、周恩來、張群組成軍事三人小組，研議停戰協定，國民政府發布一月停戰令。同時，為討論抗戰勝利後的重建問題，解決政治上的歧異，包容各界的意見，於民國35年（1946）1月10日正式於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分別就政府組織、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軍事問題等進行討論。
民國35年（1946），國民政府與中共在軍事調處的過程中衝突不斷，至民國36年（1947）7月，和談未能邁向和平，因應戰爭擴大，國民政府下令動員戡亂，進入全面開戰階段。從民國37年（1948）9月至民國38年（1949）1月間，遼瀋會戰、平津會戰、徐蚌會戰等三大會戰，國軍精銳盡失，大陸政局丕變。民國38年（1949）1月21日，蔣中正宣布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宗仁設法與中共談判停戰，派出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由張治中任首席代表；中共方面由周恩來任首席代表。4月1日起，於北平展開和談，然雙方和談破裂，共軍渡江。至38年（1949）底，國軍多已退出大陸，蔣中正為求復興基地臺灣之安全，建立反共前哨站，控制金門、廈門、舟山、大陳、海南等東南沿海島嶼，全力遏止共軍渡海襲臺，經金門、登步等戰役的勝利，穩定住臺灣海峽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