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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日抗戰，有認為是十四年（九一八事變起），亦有認為是八年（盧溝橋事變起）。本計畫主要以盧溝橋事變作為起點，來描述對日抗戰期間之各項重點。
抗日戰爭期間，國軍與日軍雙方經由二十二次的大規模會戰以及其他小規模的零星戰役後，雙方死傷人數亦達上百萬人之多。故在抗戰期間ㄧ些具代表性的重要軍事戰役，如盧溝橋事變、淞滬會戰、忻口戰役、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鄂西會戰等，是此主題單元中的研究重點。
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中緬印戰區的成立，使得中華民國從獨立作戰的情況轉變為盟國作戰的態勢，即納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戰時體系之下。而戰時的中國除了接受國外援助外，亦在軍事上與國外合作發展，如中國遠征軍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等，這部份亦是本次主題的重點之一。
在戰爭中除了戰場正面的殺敵作戰外，如何使這些上戰場的官兵能夠無後顧之憂的進行作戰，就是整個國家在交通與後勤支援方面的動員力量了，如傷兵問題、征屬優待、榮譽軍人等。是故，這部份亦須單獨提出研究，讓整個抗日戰爭中，軍事層面的面貌能夠更加地完整。

　　抗戰時期外交可以民國30年（1941）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為界，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我國的奮鬥雖獲國際社會同情，但因國際姑息氣氛濃厚，所獲得的幫助很少，主要靠自己的力量獨撐戰局。到了第二階段，我國被正式視為同盟國一員，國家地位得到改變。
第一階段（1937-1941年）：民國20年（1931）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我國一面向日本提出嚴正交涉，另一方面則以日本違反《九國公約》、《非戰公約》與《國際聯盟盟約》為由，積極與各國聯繫，希望國際聯盟與國際社會能對日本施壓，尋求和平機制避免戰爭。
抗戰初期中國外交工作的主要目標是爭取國際援助，而援助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具體的援助，例如提供中國財政貸款、軍火武器的援助。另一方面則希望爭取列強在道義上支持我國抗日，以聯合制裁行動迫使日本收斂。雖有這些努力，在日軍氣焰高張、各國多以自保為政策的情況下，並未獲得很大回應。
英、法的重心放在歐洲防範德國，為保衛其遠東殖民地安全，皆不願得罪日本。甚至在我國沿海口岸都淪陷的情況下，切斷我國經過緬甸與越南的國際通道。美國雖對我國抗戰抱持同情，給予有限貸款與軍援，在口頭上譴責日本。卻又不願捲入戰爭或放棄任何商業利益，甚至持續出售各種戰略物資給日本，間接支援日本侵華行動。
抗戰初期真正給予我中國實質支持的是蘇聯。雖然從帝俄時期以來，俄國就是北方最主要的侵略者，但蘇聯基於防範宿敵日本的考慮，轉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國的抗戰。
第二階段（1942-1945年）：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對美、英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西方戰場正式結合，我國成為同盟國的身分得到確立，國際地位提升。
民國32年（1943）10月，中、美、英、蘇四國共同發表《莫斯科宣言》，聲明對軸心國採取一致行動，將共同維持戰後和平。這個宣言標誌了我國邁向「四強」的國際地位。稍後，我國參與盟國領袖在開羅舉行高峰會議，逐步與英、美主要國家簽訂平等新約，取代舊有的不平等條約。隨著戰爭漸入尾聲，我國與同盟國共同創建聯合國組織，這些都是戰時外交的重要成就。

　　受到戰爭影響，戰時人民生活極為刻苦。在前線，戰火對人民生命財產帶來直接的威脅與破壞。為求避禍，許多人只好逃離家鄉，成為難民。即使在大後方，通貨膨脹、物資短缺與日軍的轟炸也深刻影響了日常生活。面對國家艱困時刻，國民政府推行「新生活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等一系列社會運動，希望藉由培養國民愛國心、養成節約、守時、守法等良好生活習慣，保持人民對日抗戰意志。
為因應長期抗戰的經濟需要，政府採取多項措施，除積極打通大後方對外交通路線，維繫國內的物資需求外，並於國內進行經濟管制，以維繫長期抗戰的能量。同時，為鼓舞愛國心、充實國家抗戰力量，戰時政府與民間發動了多種捐獻運動，藉由購買公債、節約儲蓄和參加捐物、獻金活動等方式，除充實國力，也用來協助解決戰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展現全國人民共赴國難的決心。

　　抗戰時期的文化與教育發展有別於平時，在政策、執行及影響層面，皆因處於戰爭的狀態而有所改變，呈現出戰時特有的面貌。
首先以教育而言，教學須在穩定的環境下方能進行，戰時各級教育為因應戰爭動亂的不穩定性，將教育場所遷往大後方，學生們亦不遠千里從全國各淪陷區前往後方接受教育。
再者，以文化教育機關(構)觀之，原先位於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在戰爭爆發後為避免戰火破壞，須將典藏的文物遷往大後方，以保留這些無價的文物。
最後，以文化工作來看，抗戰時期特有的漫畫、歌曲、電影等文化產物，亦成為宣傳抗敵以及鼓舞人心的利器，並形塑許多特有的戰時文化。戰時對外文化交流，並未因戰爭而中斷，依舊有許多的交流活動，將中華歷史文物呈現在國際社會，成為另一種國際宣傳。

　　在抗戰期間一切以軍事為主的前提下，國內各政府單位或施政之規劃，多配合軍事相關單位及政策。其間，幾乎絕大多數的政治局勢發展均與軍事息息相關，但此非常態性的國內政局發展，反而成為抗戰期間甚至於戰後，國內政治環境演變的重要基礎。
如同〈抗戰建國綱領〉中所提出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口號，在以軍事為主的前提下，國內建設亦須同時進行，以確保國家發展。因此，此時的國內政局發展，出現了許多具有政治與軍事效能的機構單位，或者原先即存在，而到了戰時則轉變為兩種類型兼具的單位，如中央政治委員會、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參政會、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委員會、戰地黨政軍組織等。這些在戰時橫跨政、軍兩類型作用的單位，雖有各自不同的發展方向與屬性，但在此非常狀態下，卻也對於當時局勢起了一定效用。
除了政治機構的演變外，此階段亦有因戰爭狀態才發展成為常態化的制度或建設，如徵兵制度、大後方建設等，均因抗戰而顯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