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8年以前國共兩黨的合作與衝突
我國現代史之演進,雖有國際局勢的影響,但就內部觀之,核心因素實為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的合作與衝突。本主題將一一述說民國38年左右兩黨間的恩怨情仇。
民國12年(1923)1月26日,由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共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簡稱《孫越宣言》)。在蘇聯的支持下,國民黨進行組織改造、建立黃埔軍校,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史稱「聯俄容共」。民國14年(1925),孫中山過世後,國民黨左右兩派分裂。民國15年(1926)3月的中山艦事件,使蔣中正在國民黨的地位上升,國共雙方矛盾日益加劇。北伐過程中,國民政府遷至武漢,由汪精衛為首的親共派所控制。民國16年(1927)4月,蔣中正下令「清黨」,清除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並於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親共的國民政府成對峙之局,稱之為「寧漢分裂」;不久,武漢方面得知蘇聯與中共之政治企圖,採取分共立場,8月宣布與南京合作,稱之為「寧漢合作」。
民國17年(1928)12月,國民政府北伐統一中國,從民國19年(1930)至民國22年(1933),先後五次對江西一帶的紅軍蘇區發動剿共戰爭。前四次剿共,國民政府均未能獲得有效的壓制,民國20年(1931)11月,中共甚至於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民國22年(1933)5月,第五次圍勦,蔣中正親自指揮第五次圍剿並兼任剿匪軍總司令,迫使共軍放棄江西開始向西北流竄。
民國25年(1936)12月12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與楊虎城,於西安發動「兵變」劫持蔣中正,此即「西安事變」。事件和平解決後,民國26年(1937)1月,裁撤西北剿匪總部,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對中共問題尋求政治解決。民國26年(1937)2月起,國民政府與中共談判,中共同意結束分離主義、暫緩階級鬥爭運動,國民政府則宣布承認中共合法,並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稱之為「國共合作」。
雖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抗戰爆發後,卻不受國民政府指揮,趁機擴充佔領區,導致爆發多次軍事衝突:諸如民國28年(1939)11月「晉西事變」、民國29年(1940)10月「黃橋戰役」、民國30年(1941)1月「新四軍事件」。民國33年(1944)11月,美國特使赫爾利(Patrick Jay Hurley)來華調處國共的衝突,中共希望組成聯合政府,國民黨反對。民國34年(1945)1月,赫爾利再度調處仍無結果。
民國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在東北、華北及中原部分地區,中共不顧國民政府的命令,強佔城市、接收戰略物資。民國34年(1945)8月29日於重慶,由國民政府與中共進行會談。這次會談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序曲,雖然它本身並未解決具體的實質問題,但國共雙方達成了用政治協商的手段解決爭端的初步意向。重慶會談的主要成果為《雙十協定》,雙方同意避免內戰、和平建國,共同推動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以及與其他政黨合作組建多黨制民主聯合政府。
民國35年(1946)1月初,在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Jr)的調停下,由馬歇爾、周恩來、張群組成軍事三人小組,研議停戰協定,國民政府發布一月停戰令。同時,為討論抗戰勝利後的重建問題,解決政治上的歧異,包容各界的意見,於民國35年(1946)1月10日正式於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分別就政府組織、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軍事問題等進行討論。
民國35年(1946),國民政府與中共在軍事調處的過程中衝突不斷,至民國36年(1947)7月,和談未能邁向和平,因應戰爭擴大,國民政府下令動員戡亂,進入全面開戰階段。從民國37年(1948)9月至民國38年(1949)1月間,遼瀋會戰、平津會戰、徐蚌會戰等三大會戰,國軍精銳盡失,大陸政局丕變。民國38年(1949)1月21日,蔣中正宣布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宗仁設法與中共談判停戰,派出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由張治中任首席代表;中共方面由周恩來任首席代表。4月1日起,於北平展開和談,然雙方和談破裂,共軍渡江。至38年(1949)底,國軍多已退出大陸,蔣中正為求復興基地臺灣之安全,建立反共前哨站,控制金門、廈門、舟山、大陳、海南等東南沿海島嶼,全力遏止共軍渡海襲臺,經金門、登步等戰役的勝利,穩定住臺灣海峽戰局。
抗戰前的剿共
民國10年(1921)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立,以陳獨秀為書記。次年7月,中共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有關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決定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民國12年(1923)年1月26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與俄國代表越飛共同發表「孫越宣言」,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是為「容共」。
民國14年(1925)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同年11月23日,林森等國民黨內右派要員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國民黨第一屆四中全會,反對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主張取消黨內中共黨員的黨籍,稱為「西山會議」。儘管次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派,但已可見國共決裂的端倪。
民國15年(1926)7月,廣州國民政府開始北伐。次年2月,國民黨內中共黨員和左傾人士在武漢成立國民政府,以汪精衛為主席;4月,蔣中正則在上海發動清黨,清除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並於18日與胡漢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宣布通緝中共黨員,是為「寧漢分裂」。
民國16年(1927)7月,武漢國民政府認為中共黨員有意奪取政權,決定取締中共機關,是為「武漢分共」,中共黨員乃轉到國民黨外發展。8月1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建立第一支軍隊,其後又在各地發動暴動,但皆失敗。之後,中共改變發展方針,至交通不便的山區建立地方性的蘇維埃政權。
民國17年(1928)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決定成立湘贛兩省剿匪總指揮部,以武力清剿井崗山中共勢力。然戰事因新桂系在武漢發動叛變及中原大戰爆發而未竟全功。民國19年(1930)11月中原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決定全面剿共。
江西省為剿共戰爭的重心,自民國19年(1930)12月第一次剿共開始,到民國23年(1934)10月為止,總計發動過五次剿共。在江西五次剿共外,以大別山區為中心的豫鄂皖邊區,以及相贛鄂三省與川粵閩鄰接區域,亦是剿共的重點區域。
五次剿共及各地清剿,削弱共軍實力,中央蘇區及各地共軍突圍,展開中共所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突圍而出的共軍兵分多路,分別行經湘、黔、滇、川、康、甘、青、豫、晉等省,最後在陜北會師,建立根據地,國民政府亦集結多路軍隊於晉陜甘川區域,準備一舉滅共。不料在民國25年(1936)12月12日爆發西安事變,抗戰前的剿共嘎然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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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共政策之結束
自民國12年(1923)國民黨開始實行「容共」政策,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即日益增加,引起部份國民黨員的疑慮。民國14年(1925)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即有反共的西山會議派產生,國共關係出現裂痕。
民國16年(1927),北伐正如火如荼進行,蔣中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日益提高。3月,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和左傾人士在武漢成立國民政府,降低蔣中正在黨內的地位。蔣不承認武漢國民政府決議,並與胡漢民、柏文蔚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實行清黨,是為「寧漢分裂」。
7月,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兩國民政府合作,是為「寧漢合作」。8月1日,中共在南昌發動暴動,建立第一支軍隊,其後又先後在兩湖、海陸豐、廣州發動暴動,並在各地建立政權,國民政府決定以武力對付中共。
民國17年(1928)2月,國民黨召開第二屆四中全會,會中通過「改組中央黨部案」,開除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的國民黨籍;並通過「整理各地黨務案」、「制止共產黨陰謀案」等決議,容共政策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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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剿共
民國19年(1930)12月,國民政府在南昌設立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由第九路軍軍長魯滌平擔任行營主任,統轄第六路軍、第九路軍、第十九路軍等三路軍,共11個師及3個旅,總兵力約4萬4千人;共軍則以紅一方面軍所轄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為主力,由朱德任總司令兼第一軍團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彭德懷任第三軍團總指揮,共有7個軍,總兵力大約4萬人。
第一次剿共於12月19日正式展開,作戰區域大致在贛南的臨川、廣昌、雩都、永新之間地區,先後發生東固戰役、龍岡戰役、東韶戰役等3次重要戰役。其中,國軍第十八師在龍岡戰役損傷慘重,師長張輝瓚及多名幹部被逮捕處決,全師幾乎全滅;第五十師在東韶戰役中亦損傷甚重。民國20年(1931)1月3日第五十師自東韶突圍後,,第一次剿共結束,國軍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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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剿共
第一次剿共失利後,國民政府於民國20年(1931)3月改組南昌行營,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除第一次剿共的第六路軍、第九路軍、第十九路軍繼續參與剿共,分由朱紹良、魯滌平、蔣光鼐任總指揮外,再自湘南調第五路軍、魯南調第二十六路軍入贛剿共,各由王金鈺、孫連仲任總指揮。
共軍參戰的軍力,以朱德率領的第一軍團之第三軍、第四軍、第十二軍,彭德懷率領的第三軍團之第一師、第三師、第四師、第六師,以及鄧毅剛的第三十五軍為主力。
第二次剿共於民國20年(1931)4月1日展開,主要作戰地區在贛南之樂安、建寧、興國之間地區,先後發生東固戰役、東韶戰役、廣昌戰役等3次重要戰役。其中第五路軍的第二十八師、第四十三師在東固戰役遭到擊敗,損傷頗重;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七師在東韶戰役亦有相當受損,加以各路軍之間協調欠周,第二次剿共仍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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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剿共
第二次剿共結束後,民國20年(1931)6月,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中正親臨南昌主持規劃圍剿計畫,以何應欽為剿匪前敵總司令,除第二次剿共的各路軍,另調第七軍與獨立第四師、獨立第五師加入戰鬥,並取消原來各路軍的作戰編組,改為左翼集團軍、右翼集團軍的戰鬥編組,左翼集團軍由何應欽兼任總司令,右翼集團軍由陳銘樞任總司令。共軍兵力則僅增加李明瑞的第七軍,無太大差別。
第三次剿共於民國20年(1931)7月1日展開,作戰地區在贛南之臨川、黎川、寧都、興國、吉安間的地區,先後發生南都寧都間、蓮塘黃陂、興國等戰役,國軍作戰大致成功。然9月初爆發寧粵分裂,9月18日爆發日軍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使第三次剿共不得不中止。
第三次剿共結束後,中共趁國軍剿共行動暫停期間,於11月7日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稱贛南地區為中央蘇區。至次年第四次剿共開始前,發動了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建寧黎川泰寧等5次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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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剿共
民國20年(1931)第三次剿共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而中止。次年1月,又發生日軍進犯上海的一二八淞滬戰役,同時,中共亦在民國21年(1932)發動了幾場戰役。因此,在一二八淞滬戰役告一段落後,國民政府決定在南昌設立「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籌劃第四次剿共。
4月19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何應欽為剿匪總司令,陳濟棠為副總司令。初期先劃分九路分區剿共。年底大致完成圍剿部署後,決定改採分左、中、右等三路軍剿共的策略,以中路軍為圍剿主力,左、右兩路軍負責圍堵,以免共軍突圍。
民國22年(1933)1月初,第四次剿共行動正式展開,作戰地區涵括贛省中南部及閩贛、粵贛、湘贛邊境,動員29個師又4個旅,先後發生金谿、南豐、霍源、蛟湖、樂安、清流、大田、光澤、遂川、路口等戰役,勝負互見。4月,由於日軍進窺華北,局勢吃緊,國民政府決定暫停剿共,於4月29日結束第四次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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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剿共
民國19年(1930)至民國22年間(1933)江西四次剿共之失利,使國民政府改弦易轍,撤銷贛粵閩湘邊區剿匪總司令部,另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由蔣中正親自策劃第五次剿共事宜,一改以往以軍事行動為主的剿共方式,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方針,進行政治、經濟、心理、軍事等各方面之工作。
第五次剿共於民國22年(1933)下半年展開,初期國民政府參戰軍隊區分為北路軍(轄38個師、2個旅,總司令顧祝同)、西路軍(轄9個師、3個旅,總司令何鍵)、南路軍(轄11個師、1個旅,總司令陳濟棠)、第十九路軍(轄6個師、1個旅,軍長蔡廷鍇)、空軍航空隊等5支,總兵力約60萬人,以北路軍為剿共主力;共軍由朱德任總司令,下轄第一軍團(轄2個師,軍團長林彪)、第三軍團(轄3個師,軍團長彭德懷)、第五軍團(轄3個師,軍團長董振堂)、第七軍團(轄2個師,軍團長尋淮洲)、第八軍團(轄2個師,軍團長周昆)、第九軍團(轄2個師,軍團長羅炳輝)等6個軍團及2個獨立師,兵力約8至12萬人。
民國22年(1933)11月20日閩變爆發,駐福建第十九路軍叛變,國民政府自北路軍抽調11個師編為「入閩軍」平變。次年2月下旬閩變平定後,南昌行營以入閩軍為主體,編為東路軍(轄16個師、1個旅,總司令蔣鼎文),協同北路軍繼續進行剿共任務。
第五次剿共歷經廣昌、沙溪、龍昌、建寧、永安、連城、石城、古龍岡、興國、寧都等重要戰役,共軍戰事失利,民國23年(1934)10月下旬,共軍主力自雩都西南地區往西突圍,國軍接管江西大部分地區,第五次剿共遂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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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鄂皖剿共
豫鄂皖地區是以大別山區為中心,民國19年(1930),中共將此地軍隊編成紅一軍,下轄第三十一師、第三十二師、第三十三師、獨一師、獨二師等5個師,6月,進而成立所謂的「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
豫鄂皖之剿共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民國19年(1930)12月至20年(1931)底進行,國軍採取分區清剿的方式,由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擬定圍剿策略,直接指揮作戰。然此方式效果不彰,民國20年(1931)11月,中共編組紅四方面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此時共軍已發展至3萬人的規模,次年更達4萬多人。
第二階段自民國21年(1932)6月至22年(1933)12月進行,國民政府特於漢口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總司令,李濟深任副司令,兵分左、中、右三路,以中路軍為主力,計動員24個步兵師、4個步兵旅、4個騎兵旅參戰,作戰範圍廣及豫南、皖西、陜南及湖北省大部分地區,先後發生宣化店、黃安、新集、霍邱、英山、羅山、金家寨等戰役,至民國22年(1933)10月,共軍兵力銳減至2萬人左右,共軍主力開始突圍,進入川陜邊區建立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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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剿與清剿
民國21年(1932)至民國24年(1935)間,共軍遭遇國軍的圍剿,紛紛突圍,國軍剿共戰爭進入追剿的階段。共軍竄逃路線主要有三:
第一是贛南的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第五軍團、第八軍團、第九軍團等各軍團在總司令朱德的統率下,於民國23年(1934)10月往西竄逃,即中共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其路線是經湘東循湘桂邊區至黔,再北折入川,在川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對此,國民政府於11月3日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下轄第一路軍至第五路軍,分由劉建緒、薛岳、周渾元、李雲杰、李韞珩任司令,分頭追擊共軍。
第二是豫鄂皖大別山區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於民國21年(1932)10月越過平漢鐵路往西突圍,經鄂北、豫西、陜南至關中,再由關中往南到川陜邊區建立根據地,進而等待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第三是湘鄂川黔邊區由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第二軍團、第六軍團,民國24年(1935)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經貴州,北渡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第二軍團、第六軍團並改編為紅二方面軍。
在國軍的追剿下,民國24年(1935)至民國25年(1936)間,共軍各部隊抵達陜甘邊區建立據點。國軍亦在周邊展開部署,打算進行最後決戰。
另一方面,主力突圍後,仍有一些共軍留在原蘇區保全勢力,主要有大別山區、鄂南、湘鄂川邊區、贛閩邊區、贛粵閩邊區。國軍亦對上述地區進行清剿,惟至抗戰前夕,始終無法剿滅共軍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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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
民國24年(1935)下半年,突圍而出的共軍在陜甘邊區建立據點,國民政府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蔣中正任總司令,指揮東北軍的張學良任副司令,加上楊虎城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劉湘的川軍,對陜北共軍逐漸產生合圍之勢。
12月,中共在陜北通過所謂的「十二月決議」,提出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訴求一致抗日,停止內戰,希望獲得喘息空間,此訴求獲得若干迴響,特別是在東北軍方面。
民國25年(1936)秋,蔣中正察覺到東北軍軍心不穩,特別為此到達洛陽。12月初,蔣中正飛抵西安,希望穩定東北軍軍心。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和楊虎城突然發動武裝行動,劫持蔣中正,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爆發後,舉國譁然,國民政府於16日成立討逆軍總部,由何應欽任總司令,打算用武力解決變亂。另一方面,宋子文、宋美齡也前往西安。12月25日,張學良決定親送蔣中正經洛陽返南京,西安事變結束。
民國26年(1937)1月,國民政府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同時,中共受蘇聯指示,也停止對國軍的軍事襲擊行動,國共兩方開始會談。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開始對日抗戰,國共關係也邁入另一個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