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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蟲盛行於熱帶及中低度開發地區，估計全球約有44.6億人感染相關疾病，並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臺灣人感染的寄生蟲主要以腸內蠕蟲為主，如蛔蟲、鉤蟲、鞭蟲和蟯蟲等腸道寄生蟲。臺灣從1950年代開始就已針對國小學童進行投藥，而自1971年起針對全省國小學童進行每年兩次全面性篩檢防治計畫。至1986年為止，臺灣腸道寄生蟲盛行率從73%降至0.19%，發揮了具體的防治成效。

　　烏腳病發生於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地方性血管疾病，日治時期烏腳病就已出現，但當時醫藥不發達，患者只能任其疼痛、腐爛。直到1956年左右，烏腳病患的慘狀經媒體報導，才引起衛生當局的注意。透過省衛生處的安排，由臺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及臺大醫院內科、外科、病理科組成烏腳病研究小組，投入流行病學調查、研究與醫療工作，逐步完成烏腳病的防治。
烏腳病盛行地區包括臺南縣學甲鎮與北門鄉、嘉義縣布袋鎮與義竹鄉，以及周邊村里。從居民生活史發現，由於當地水源有限，且淺井水質太鹹，不適合人畜飲用，所以居民改鑿深井取水。深水井常是當地居民生活共同的水源，但水質分析發現，當中的含砷量高達 0.4至0.6ppm，一般自來水平均含砷量在0.05ppm 以下，可見當地飲用水含砷量超標許多。從臨床觀察發現，當地居民有高比率出現色素沉著現象，還有不少人罹患皮膚角化症、皮膚癌等病。
根據1962年流行病學調查，受檢的四萬多名當地居民中，烏腳病盛行率達千分之八點九，皮膚癌盛行率千分之十點六，都比一般地區高出甚多，證明烏腳病與皮膚砷病變，都是慢性砷中毒所引起的不同表現。有鑒於此，1965年8月政府斥資進行烏腳病地區飲水改善工程，翌年完成全部幹管及用戶接水工程，在自來水逐漸普及下，當地罹患烏腳病人數已減少許多。

　　1950年代初，在國防醫學院、聯勤總部、經合署、農復會及美援的協助下，開始進行以黃豆改善軍民營養的試驗。1956年，舉辦「國民營養研討會」，省政府為了改善國民營養，促進國民健康，決定將臺灣糖業公司新生產的「健素」及「健素糖」，以最廉價方式配售於全省國民學校學童、孕產婦、學齡前幼童及營養欠佳的民眾食用，使他們能獲得更好營養及發育。同時期展開的還有胚芽米和營養麵粉推廣、學校營養教育的加強、木瓜種植及牛奶供應，農村家政計劃的擴大等，都有相當成績。

　　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人類被各種傳染病所苦，但隨著公共衛生的改進、抗生素的發明和疫苗技術的進步，各種歷史上的傳染病已逐漸被控制，甚至消滅。然而新的挑戰卻不斷迎面而來，例如在防治職業病上，英國早在1775年就證實煤煙會導致肺癌，但因為罹患者都是社會底層的工人，其權益始終不為政府所重視。臺灣在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採礦業興盛，採礦工人罹患肺病的比例相當高，但政府尚未積極防範。
1960年代臺灣工業起飛，發展快速，勞工在長時間的工時下，更容易受到職業病的傷害，如電子工廠工人長期接觸含重金屬的電子產品，可能引發鉛、汞等重金屬中毒。1970年代臺灣的美國無線電公司汙染案（又稱RCA事件），竟延宕二十年以上才被揭發，當年在廠區工作的女工，許多人都已罹患癌症過世，顯示職業病長期被政府忽視的問題。一如克服傳染病的歷程，需要政府政策的配合、科學家的努力和預防優先的概念，才能夠戰勝各種型態的疾病。

　　戰後臺灣因嬰兒潮、醫療進步、死亡率降低等因素，使臺灣人口迅速增加，達到約750萬。為減緩國內人口膨脹，1954年，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支持下，加上舒子寬女士四處奔走、積極結合各方資源，終於成立了「中國家庭計劃協會」這個民間機構，主要推行指導婚姻、生育、家庭生活及衛生的普及教育。
1960年代後期，推動「節育政策」也納入了政府的目標，臺灣還曾兩度被「美國人口危機委員會」評鑑為開發中國家或地區中，控制生育率成果的第一名，更成為許多東南亞國家學習的對象。

　　臺灣傳統社會可運用的醫療資源除了中醫外，還有巫醫和宗教醫療。宗教醫療文化大致可分為收驚、祭解、扶乩治病和求取藥籤等形式。民間信仰認為一個人由魂與魄組成，魂魄失散乃至被凶神惡煞所箝制脅迫，便會罹患疾病，這時就要靠道士或巫覡為「媒介」的角色，來當安定魂魄或驅除致病凶煞的角色。此外，自十八世紀初，伴隨閩粵移民入臺，各類械鬥頻繁，民間手抄本醫書中亦常見許多打傷、外科治療的方案與藥物記載。
這些民俗醫療隨著傷科師傅或武術、推拿等民俗療法從業者，長期存在於臺灣社會之中。在今日臺灣社會，民眾的就醫選擇大多是以西醫為主，中醫和民俗療法為輔。以民眾日常的痠痛、筋骨受傷為例，西醫有骨科和復健科可以施以物理或藥物治療，中醫則有中藥、推拿、針灸等療法，但各式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傳統民俗療法，依舊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可見臺灣整體的醫療史發展，有相當多元的醫藥文化。

　　戰後臺灣的食品衛生較缺乏管理，1957年省衛生處長顏春輝即表示飲食物品管理應以輔導代替取締，在管理上應有完整之法規、細則及機構，基於這個需要必須成立食品管理中心。同時對於飲食物品，應規定範圍加以限制，並參照其成品情形及製造場所、製作方法、從業人員素質等進行規定管理。當時雖有討論「臺灣省飲食物品管理規則草案」，但未有結論，最後決定成立「食品衛生行政小組」及「食品檢驗技術標準小組」，負責擬定法規及取締辦法。
同年，省衛生試驗所為配合衛生行政，加強推行食品衛生工作，訂定三項工作目標：（一）防止食品中毒（二）保持食品的純正﹙三﹚提高食品營養價值。並刊印「食用色素與健康」﹙Fcod Colors and Health﹚小冊，對其他添加物，如防腐劑、香料、甘味等問題亦出版小冊，顯見早年食品管理之重點。

　　1968年，臺灣省政府衛生處設立「心理衛生委員會」推動心理衛生工作。該會由省衛生處長許子秋兼任主任委員，委員六人由中華民國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臺大醫院神經精神科主任、省立臺北療養院、省立高雄療養院、省立玉里養護所所長，以上專家擔任顧問，負責籌劃推展臺省心理衛生工作，及心理衛生工作人員的訓練事宜。
1970年代，當時的公立精神病院只有省立高雄療養院、桃園療養院及玉里養護所三家，因總收治床數不足，故部分精神病患就由各縣市政府和私立精神科醫院簽訂合約收治。直至1980年初，政府都尚未訂定「精神衛生法」，也無專責的行政體系。1984年後，因社會陸續發生臺北市螢橋國小學童被疑似精神病患潑硫酸、財政部關政司長被殺，跟龍發堂非法收容精神病患的事件，才使政府加快推動相關業務。至1990年，成立「精神衛生股」來專責全國的精神醫療業務。

　　1950年代，為落實婦幼衛生到基層民眾生活中，由衛生所人員在週間舉辦妊婦產前暨產後檢查、性病防治、家庭訪視、嬰兒健康檢查、各校衛生宣講、性病防治及召開母親會，並舉辦傳染病防治暨衛生工作檢討會，涵蓋層面相當廣泛。其他一般的衛生教育，則包涵日常生活中的清潔、衛生教育和防治頭蝨等工作。

　　臺灣早期社會生活型態簡單，醫療技術不發達，癌症的好發率較低，即使罹患也不易察覺及治癒。1970年代後，社會生活型態快速轉變，加上醫療技術進步，癌症逐漸被察覺重視，但同時也不易被治癒。如此特性，臺灣民眾除接受西醫療法外，也開始利用中醫或民間療法進行治療。

　　DDT學名是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是一種白色晶體，不溶於水，溶於煤油，可製成乳劑，對人類毒性低，是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最著名的殺蟲劑，戰後臺灣常用於瘧疾的防治。後來人類才發現DDT不易消解，積累下來對環境魚類和鳥類繁殖不利，破壞生態平衡，現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已經停止使用DDT。

　　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於1950年開始辦理救護訓練班，兩年後正式招生，凡16歲以上24歲以下的婦女均可報名不收費用。主要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訓練，使婦女學習一般簡易衛生護理常識，期待其具有普遍救護技能，成績優良者還可介紹相關工作。

　　1945年，臺灣政權轉易，一開始政治、經濟皆不穩定，公共衛生之管制一度倒退，鼠疫、霍亂和天花接連爆發，整體疫情至1950年代後才逐漸趨緩。疫苗的注射對於撲滅台灣的傳染病，也起到關鍵的作用。1948年，開始出現白喉的「類毒素」，1954年時，臺灣省衛生處的血清疫苗製造研究所自行研發，混合破傷風、白喉和百日咳等混和三合一疫苗，1959年後達到全面施打之目標，使得這三種疾病幾乎根除。此外，像是小兒麻痺、日本腦炎等病，也都在1950-1960年代肆虐臺灣，兩者都因為有疫苗問世而使得病例逐漸減少。
臺灣地區是全球B型肝炎高感染地區之一，15%~20％的國人為B型肝炎帶原者，估計約三百多萬人。1970年代，經由宋瑞樓、陳定信等人的努力，以實驗說服政府實施肝炎防治政策。1980年代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時，科技顧問組負責人是李國鼎，宋瑞樓在會議中大聲疾呼：「肝炎是國病！」李國鼎遂於1982年將「肝炎防治」列為國家八大重點科技之一。1986年，全國的嬰兒都要注射B肝疫苗，臺灣是全世界第一個全面施打B肝疫苗的國家。但是新興傳染病不斷出現，1980年代初出現的登革熱、2003年的SARS和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都對臺灣造成重大影響，但也促進了台灣公共衛生制度與醫療技術的成長，例如SARS疫情時，行政指揮系統混亂，遂於2003年成立「國家衛生指揮中心」，以統一防疫資源與政策，「防疫視同作戰」，成為該中心最重要的座右銘，做好準備，因應下一次疫情之到來。

　　戰後臺灣的藥品市場幾乎都是進口藥，1953年工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尹仲容表示，若臺灣的製藥產量足夠供應，品質也達到標準，外來藥品就應該禁止進口，但當時省衛生處對於扶植製藥業都沒有積極動作。當時臺灣人較喜歡外國貨，自然藥品也是，愛用外國貨對臺灣製藥業是一大問題。在進口藥市價上漲之後，偽藥的發生便越來越多。甚至有藥廠和日本藥廠合作，利用日本藥廠的牌子，在臺灣製造藥品。
臺灣製藥工業問題之癥結，乃在於投資環境太差，尤其是對於製藥工業的保護政策不夠徹底，使臺灣製藥工業仍停留在分裝加工製劑的階段。1960年代中期，臺灣的西藥幾乎全靠進口供應，雖有國內市場，但沒有原料亦沒有製造技術。政府為了減少成藥進口並節省外匯，准許外人來臺成立製藥廠，包括美商氰氨公司、輝瑞藥廠及日本的武田、田邊、第一、滕澤、鹽野義等多家藥廠。此時臺灣每年進口約一千多萬美元的藥品，其中30%為原料，臺灣的製藥廠利用這些進口原料及本地所產的原料來生產價值相當於一千二百萬美元的成藥，使國內藥品以供應無缺，但本土的製藥業發展，直到1960年代末期才有較好的開展。

　　臺灣公廁之建立，始於日治時期，但至1950年代初期即使如臺北這樣的大都市，公廁也不普遍。人們亦沒有習慣便溺在公廁內，而是將便溺視為肥料，所以常有糞便堆積無人處理之狀況。直至1980年代前後，雖公廁逐漸普遍，但常被人嫌棄不夠衛生、寬敞、明亮，甚至有許多臺灣人有隨地大小便的情況。最為人詬病的是公廁常缺乏管理，當中的燈泡及銅件常被盜取，自來水時常浪費也無人報修，都顯示了臺灣早年公廁管理的問題。

　　臺灣早期的環境污染大部分是有關衛生問題，如汙水、髒亂、垃圾處理等。在1960年代，則開始出現空氣污染的討論，當時會利用生煤來做為燃料，但是燃燒生煤會產生非常多的灰燼和煙塵，以致於當時有不少禁止生煤販賣的討論。在1960年代後期，臺灣工業化逐漸發展，則已有檢討制定空氣污染的法律的呼聲。

　　1950年代，檢查牙齒健康已是小學健康檢查之要目。1955年，省立臺北保健館鑑於學童齲齒日益蔓延，不但影響健康，而且長大成人後亦不美觀。為防治學童齲齒，開始進行有計劃的展開防治工作，積極在各國民學校學生檢查每個學童之口腔。倘發現患有齲齒之症者，將塗以有效藥物氟化鈉溶液，使不致蔓延。同時為使民眾瞭解口腔衛生之重要，並編印口腔衛生叢書及掛圖，舉行展覽會及放映幻燈片，藉以教育宣傳。後續牙醫師公會也加入預防齲齒的工作中，甚至發放齒科檢查免費券，可至各公私牙科醫院享受免費檢查牙齒優待，將公共衛生和醫療行業緊密結在一起。

　　自1796年人類第一支天花疫苗研發出來後，疫苗成為了人類對抗傳染疾病的一項最佳利器，更是預防醫學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天花傳染病正是由於借助施打疫苗的關係，讓天花這項傳染病自1980年以後成為第一個自醫療史上除名的人類傳染病。戰後臺灣的醫療及公衛發展上，許多的傳染病如百日咳、麻疹、卡介苗等，都是藉由疫苗的注射而有效的防治，因此向民眾宣導疫苗接種，成為了戰後臺灣相當重要的一項公共衛生工作。

　　環境衛生主要著重在人類生活的各種空間場域中，各項有關影響人類身體健康與環境生存的各項因素，可藉由保持環境衛生的整潔與舒適，有效維持人類生活與健康的品質。所以舉凡空氣、水、土壤、食物、生物、房舍等有效的管理與維持環境品質，則是戰後臺灣公共衛生的關注焦點，而環境衛生的改善，亦可有效防治疾病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