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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清光緒21年(1895)《馬關條約》始，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即常受到中、日間政經局勢變動的影響。民國26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乃被捲入戰火；民國30年(1941)珍珠港事件之後，臺灣更因盟軍的攻擊而損害嚴重。當時因受盟軍海上封鎖，臺灣的物資進出口均遭直接阻斷；加以臺灣總督府進行各種物資徵調與管制措施，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臺灣缺乏糧食、藥品等民生物資，兼因盟軍轟炸破壞，造成人民生活困頓。
　　戰爭結束後，盟軍中國戰區統帥蔣中正派員接收臺灣，從此臺灣成為中華民國的統治地區。然而飽受中日戰爭摧殘的中國大陸，戰後卻因政治紛擾而無法恢復得到休養生息，甚且使臺灣受到其牽連，經濟境況益發困窘。
　　政府有鑑於此，乃採取管制物資，發行臺幣兌換券等各種經濟、金融政策挽救局勢。然而這些措施成效不一，有的造成臺灣的官民衝突，如二二八事件令局勢雪上加霜。而隨國共之間的武裝衝突愈演愈烈，終至中央政府於民國38年(1949)撤退來臺。此時不僅原有問題尚未解決，大批原居中國大陸的人士播遷來臺，也造成人口組成、資源分配等新挑戰，成為日後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背景。

　　國共戰爭迫使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臺灣，蔣中正來臺後於民國39年復行視事，重整基礎，最重要的工作為：其一鞏固臺灣及其附屬地區的安全與安定；其二以臺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其三進行黨政軍人事及制度的整頓。
　　整體而言，此時期的臺灣經濟發展有幾個特別因素，包括美援一度中斷，卻因韓戰爆發而再度提供，協助中華民國度過戰事耗損的衰頹局面；政府則在美援挹注下，展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所以，此時的臺灣不僅在農業上有了諸如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等優惠政策，增進農業發展與農民生活；農業與工業間的連結也逐漸深化，許多相關企業組織得以成長。
　　另一方面，政府在結合農業與工業成效的基礎上，準備發展貿易，開始實施關稅、企業優惠貸款，及複式匯率等措施。隨著這些政策的推動，臺灣逐漸擺脫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武裝衝突等戰亂所帶來的凋敝局面，有了恢復「寶島」榮光的契機。

　　在「反攻大陸」的政治目標下，經濟發展終究是達成目標的依據，甚受政府重視。臺灣係屬海島，對外貿易是傳統經濟型態之一，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向。同時，政府期待有效率運用美援，透過計劃經濟的概念擘劃臺灣未來發展，因而將原本的美援會，及經濟部、交通部等相關單位合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成為臺灣籌劃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便利部會協調與合作、尋求國際合作與投資機會等事務的統籌機構。
　　另一方面，對外貿易需要對象，在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局勢中，中華民國經營的貿易對象，自然是民主陣營國家，例如東北亞的日本、南韓，東南亞的南越、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另，中華民國與西亞的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亦有交誼，成為貿易夥伴。此時期臺灣主要出口對象是日本，尤其是糖、米、水果（香蕉）等農產品，為臺灣賺取自日本外匯來源，也體現政府為重振臺灣經濟的努力成果。對日貿易迄今，仍為臺灣經貿關係的重要一環。
　　雖然為發展經濟而推動貿易，政府同時利用關稅保護、進口管制等措施，扶植國內產業成長，藉以推動經濟發展。此外，政府關注礦產資源對工業發展的影響，開始雲母、硫磺等工業用礦物的開採與應用。這些舉措，也成為臺灣日後產業轉型的基礎。

　　在政府致力重振並推動貿易以賺取外匯，民間資本得以逐漸累積，從而構成臺灣經濟不可或缺的力量。除政府必須有效運用這些得來不易的發展成果外，國內市場也因先前的發展成效而趨於飽和，面臨生產過剩的狀況。在此雙重境況之下，推動產業轉型便成為政府必須審慎籌劃的決策。
　　另一方面，原本穩定臺灣政經局勢的重要基石——美援，卻於民國54年（1965）停止，這提升臺灣經濟發展的迫切性。政府規劃並頒布《獎勵投資條例》等施政措施，透過吸引國內、外資金投資工、礦、製造乃至觀光旅遊業，迎接美援結束的新局勢。
　　此外，基於工業化的目標，政府有意推動重化工業，惟因民國62年（1973）「中東戰爭」再度爆發，引起全球性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政府採用擴大內需、推動公共建設等因應方式，協助臺灣順利度過此次石油危機的威脅，交出較多數先進國家更為漂亮的經濟數字。石油危機不僅對先進工業國打擊甚大，對正欲起步的我國也同樣遭受影響，尤其民國68年（1979）又發生「第二次石油危機」，使政府不得不正視能源與產業間的關係。有鑑於重化工業對於能源的需求太高，政府開始研議產業再度轉型的方案，包括積體電路製造等技術密集產業，便成為政府期許的新目標。自此之後，科技製造業即成為臺灣經濟中的關鍵環節，也使今日的臺灣堪稱世界資訊產業中的「科技之島」。

　　臺灣歷次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以工業新興國家而言，這是一種常見現象。在百廢待舉的環境下，政府資金相對充裕，足以進行基礎建設乃至大型工程，為營造經濟發展而締造的良好環境，政府出資興建大型公共建設，是新興國家發展經濟的基本模式之一，在臺灣經濟發展歷史上，此方面即有具體成果。
　　民國55年(1966)，高雄加工出口區的設立是利用政府創設的大型園區，及當時臺灣豐沛的勞動力，為國際廠商在臺灣提供製造與轉運的服務，從而獲取外匯、就業的效益，不僅為臺灣經濟發展史的重要一頁，也是全球的創新規劃。眾所周知的「十大建設」，是自民國60年(1971)起推動的大型公共建設，諸如國際機場、核一廠與西部鐵路電氣化等，均是迄今仍在運作且構成臺灣社會生活的重要建設；而造船、煉鋼、石化廠等亦是今日臺灣的知名重化工業，可見十大建設影響之深遠。這些大型工程若無政府擘劃、投資，在當時臺灣的環境，沒有資金充裕的個人或機構能夠取代。故而政府進行大型工程上，是協助臺灣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推手。
　　除此之外，塑化工業、國產汽車、精密儀器等也讓臺灣今日產業，保有多元且高端的型態。這些均是政府配合大型工程，協助臺灣經濟產業發展的具體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