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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位居臺灣南部，早在明鄭時期便已開始發展。在日本統治時期，高雄港曾超過300萬噸吞吐量的規模，後因盟軍轟炸而飽受摧殘，致使港岸建置幾近荒廢。當政府接收臺灣，重建高雄港實有其必要性。民國34年(1945)，高雄港務局成立，一方面進行有效管理，一方面實施打撈作業以清理航道，試圖重振高雄港的生機。
　　在各方的經營下，高雄港的機能逐漸恢復。民國48年(1959)，政府推動高雄港擴建計畫，陸續增建新的港區、貨櫃中心、各式碼頭乃至臨海工業區，機能大為擴張，更一度成為全球前三大吞吐量的貨櫃港之一。高雄港不僅走出戰爭的陰霾，更在香港、釜山等競爭對手的環伺下，為臺灣提供對外貿易輸出的良好績效。

　　對許多國家而言，關稅常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徵收關稅也能體現該國政府的管理威信，因此關稅的課收與稅率的多寡，都會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狀況。也因如此，在貿易關係較深的國家之間，便常有進行關稅協商的舉措。某些比較大型的多邊關稅協商，便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是在民國36年(1947)由美國倡議而成，當年即在瑞士日內瓦與包括我國在內的23個國家簽訂。不過隨著各多邊貿易需求的提高，該協定也逐漸擴大，遂於隔年正式生效後，便也開始進行其他的細節談判。政府利用局勢，加緊協商，或出席相關會議。在這些談判中，政府努力與西德、荷蘭等先進國家協商減稅，尤與歐、亞、美洲國家商談關稅稅率、最惠國權利、貨物減讓關稅辦法及清單等諸多事項。此一協定成為日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基礎，也是臺灣順利發展國際貿易的重要依據。

　　「鹼」是種化學物質，工業上常用於製造各種化學成品，如鹽酸、燒鹼（氫氧化鈉）等，應用範圍廣泛。甚至在戰爭時期，也可藉其廠房、工具生產毒氣等軍用化學武器。光復後政府接收日產時，曾接收鹼業工廠，嘗試將其製品應用於民生經濟。「臺灣製鹼股份有限公司」便於民國35年(1946)改組成立，納為公營企業，隨即復工生產。隔年更名為「臺灣鹼業有限公司」，研製五氯酚等化合物，藉此生產殺蟲劑等農業用藥。
　　臺灣鹼業有限公司在民國54年(1965)又再更名為「臺灣鹼業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央之經濟部占有六成股權，臺灣省政府占四成股權組成，可知政府對該公司經營的主導程度。此後該公司配合政府政策，擴建廠房，增產五氯酚並外銷日本，成為當時東亞最大的五氯酚製造廠。不過，五氯酚等製品威脅環境大，政府遂於民國71年(1982)裁撤該公司。

　　水泥是在現代化建築中，應用廣泛的一種建材，其市場需求程度甚高。政府接收日人產業而組成臺灣水泥公司後，便致力生產水泥產品。到民國37年(1948)時，臺灣水泥公司已將水泥銷往東南亞，頗具生產潛力。
　　至民國43年(1954)，政府為因應耕者有其田政策，將臺灣水泥公司股權釋出，順帶開放民間投資水泥產業，臺灣水泥業猶如百花齊放，大型民營水泥公司多達十數家。此後，透過關稅保護，及隨著民間資本陸續投入，水泥產業蓬勃發展，年成長率超過一成。然臺灣地域有限，水泥業不免面臨產能過剩，更轉向外銷輸出。由此可見，政府將水泥業民營化後，其在臺灣對外貿易漸具影響力。

　　臺灣農業根柢深厚，卻因發展工商業的進程而讓農業人口逐漸不足。有鑑於此，政府乃於民國59年(1970)提出農村建設綱領，期能重振農業價值。綱領中，有一項便是推動農業機械化，以因應農村人力不足的現實狀況。此後，政府更具體規劃，促使臺灣農業機械化程度日漸提高。
　　政府的後續規劃「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加速推廣稻穀烘乾機」、「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等，並籌措資金成立農業機械化基金，為農民進行農機貸款、購置補助、操作訓練、代耕及研發。農民可以較低利率購買農機，提高機械化意願，以配合政府政策。於是，臺灣的農業機械化程度提高，名列亞洲前茅。

　　臺灣農業發展，不斷累積各種經驗。隨著時代的進步，過去多以人力與獸力為主的動力來源，必須加以改變。在光復初期的時候，臺灣在既有農業技術的基礎上，產能大致符合需求。然隨工商業發展的態勢，致使農村人口外移，農業勞動力因此下降，也令農業機械化的重要性提升。
　　面對農村機械動力改革需求，政府除在臺糖等大型公營農企的土地上進行機械化作業外，也購置曳引機、插秧機、耕耘機、收割機等機械，對一般農家進行整地耕作的推廣與示範。由於早期農機多由美國或日本進口，政府乃鼓勵國內廠家製造農機，減輕進口成本負擔。於是，臺灣機械公司等企業便嘗試自製工作，使臺灣農業機械化得以自立自強的基礎，對臺灣農業發展深具貢獻。

　　充分的金融實力，是發展經濟的重要基礎。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便有各合作社合組而成的「臺灣產業組合協會」，奠下民間集資的基礎。其後，臺灣產業組合協會於民國33年(1944)分拆為「臺灣產業金庫」與「臺灣農業會」兩個組織，前者專營金融業務，為日後「合作金庫」的前身。
　　合作金庫是政府在光復後接收臺灣產業金庫並改組為「臺灣省合作金庫」，隸屬臺灣省政府，卻未賦予銀行資格，比較接近大型合作社。民國74年(1985)方才擁有法人身分，開始配合政府政策，收納政府有意重整之地方合作社。此後，合作金庫規模日大，在廿一世紀後奉准改制成為銀行，更名為「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其支持政府、穩定金融實有一定的貢獻。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在美國的挹注下，漸從戰敗的凋敝情況中復原。臺灣在光復後不久即已與日本恢復少量貿易往來，並於民國39年(1950)與當時尚統治日本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日方稱GHQ) 簽訂臺、日兩地貿易協定，開啟雙邊正式貿易序章。隔年日本發表「吉田書簡」，承諾將與臺灣建立全面的政治、商務關係，奠下臺、日貿易合作基礎。
　　日方提出「吉田書簡」前，政府與日本有密切交涉，例如外交部便與日本持續就臺日財務貿易協定的簽署進行溝通。當時因為日本尚由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控制，故其對臺日交涉有一定的影響力。諸如雙邊貿易內容與規劃、修改意見、仲裁機制、金融協定，甚至會議召開也常與其有關。在臺、日、美等多方努力下，在民國39年(1950)簽署財物與貿易協定。

　　澳洲在民國31年(1942)確立其於國際事務上的自主地位，但與我國的關係則因國共戰爭因素，使其在民國38年(1949)後究竟該與何方繼續維繫外交關係，始終難以確立。於是，澳洲與臺灣的貿易，多以澳方駐香港商務代表負責，雙方往來程度有限。
　　不過，兩者間仍因航運的需要彼此連結。民國50年(1961)後，政府有鑑於建立雙邊航運關係，組織訪問團隊赴澳洲考察，甚至提出採購意向。雖然這些行動並未立即促使雙方的貿易關係升級，但至少已向其展現誠意。到了民國55年(1966)，我國與澳洲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兩年後，雙方簽訂《中澳貿易協定》，建立法律上的貿易關係。此後，臺澳貿易升溫，澳洲也成為臺灣前十大貿易夥伴。這些成果都是在努力的基礎上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中國很快再陷入戰亂局面，美國對華態度動搖。特別是中央政府在民國38年(1949)遷至臺灣後，更令美國憂心。不過在韓戰等國際事件影響下，美國恢復對臺灣的援助。民國40年(1951)，美援再抵臺灣，在一定程度穩定臺灣民心士氣，也為美國在臺投資提供機會。民國46年(1957)後，美援由原本的單純贈與，改為贈與及貸款並行，增加了投資的意涵。
　　在美援及隨之而來的美人在臺投資的基礎上，臺灣除經濟、民生局面逐步穩定之外，各項產業發展也得以展開。尤其美方對包括臺灣電力、交通、水利等大型基礎工程建設投入資金，減輕政府建設壓力，民間也獲得建設的利益，發展自身產業。由此可見，美援與美人在臺投資的貢獻著實巨大。

　　近代以來，臺灣與日本長期保持貿易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曾一度憂心日本商人可能分食中日間的貿易市場，不許日本商人赴臺經商。但在民國38年(1949)中央遷至臺灣後，面臨資源窘況，遂再重新思考開啟臺日雙邊貿易的可行性。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日方稱GHQ)與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的溝通下，考慮開放日本商人以個別申請的方式赴臺經商。
　　民國39年(1950)年底，經濟部草擬《日本商人來臺貿易辦法草案》，並於次年年初經行政院院會通過。此後至民國42年(1953)間，有18間日方廠商在臺設立辦事處或駐員。雖然政府仍因部分歷史遺緒，對日本在臺投資抱持疑慮，施以嚴格管制。但日方資本仍陸續投入臺灣的紡織、零組件、油料印刷、通信器材等產業，成為臺灣民間經濟進步根源之一。

　　「南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美國所支持的越南籍政治人物組成，名為「越南共和國」，並與奉行共產主義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對抗的政權。在冷戰期間，因其反共立場而成為政府的盟友。南越建國之初，經濟體質尚稱良好，只是隨後的越戰導致經濟狀況逐漸困頓。不過在美國的經濟、技術支持之下，南越尚能勉力支撐。
　　民國44年(1955)，政府與南越建立外交關係，兩年後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此後雙方有多次高層互訪，關係親近。正因如此，臺灣與南越也致力經營經濟關係。於是，臺灣在西貢（今胡志明市）設有大使館外，另在峴港則有總領事館，進行密切交流。只是南越在民國64年(1975)時，淪陷於北越之手，雙方經貿關係始告中斷。直到民國81年(1992)以後，臺灣與越南方才簽署互設辦事處的協定，嘗試恢復過去的經濟聯結。

　　馬來西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餘年後，方才正式創立的國家。在民國46年(1957)，它還以馬來亞聯合邦的名稱維持獨立狀態，直到民國52年(1963)才以今日的形式，組成馬來西亞聯邦。馬來西亞主要的經濟型態是農業與礦業等第一級產業，民生經濟發展相對遲滯。但因經濟力量主要掌握於華人族群之手，成為臺灣可資聯繫的依據。
　　民國53年(1964)，雙方建立領事級外交關係，奠定臺灣與馬來西亞的正式貿易基礎。雖然馬來西亞曾於民國58年(1969)爆發馬來人與華人族群間的血腥衝突，卻也令其走向消除國內各族群政經地位差距的路線，促發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馬來西亞逐步轉型經濟，走向以工業製造、建築與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型態。這也使得臺灣與馬來西亞的產業有更多合作空間，令雙方的經貿往來趨於密切。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是世界原油的生產重鎮之一，也是長期與我國保持良好關係的伊斯蘭國家。也因如此，政府向來重視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合作關係。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資源豐富，已探勘的石油儲量占全球近四分之一，其對外出口大量原油。此外，附隨石油發展的有機化學產品、塑膠製品等，也有一定的發展。
　　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關係，長期處於逆差，此係因為沙烏地阿拉伯以石油為主要輸出商品，具有資源優勢；我國則以零件、機械、塑膠製品等商品為主，獲利能力相對弱勢。不過，在沙烏地阿拉伯與我關係友好的情況下，對我國能確保原油來源的經濟發展基礎，仍有具體的幫助。是故，政府也以諸如農耕隊援助、農業技術輸出等方式，維持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民國40年代(1950)，朝鮮半島是冷戰時期少數引發過「熱戰」的地方，即是著名的「韓戰」。韓戰後的韓國，成為政府的「反共盟友」，雙方維持極佳的政治、經濟關係。臺、韓雙方同樣在美援的挹注下，獲得重整，也擁有類似發展脈絡。此後，雙方又在日本經濟發展的帶領下，成為「雁行理論」的印證者，提升兩國經濟發展程度。
　　不過，韓國自民國50年(1961)起，開始確立其工業化的經濟政策，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路線產生差異。韓國由政府主導特定產業，臺灣則以中小企業商貿方式為主力，在民國65年(1976)以後，臺灣的出口貿易便已達到國內生產毛額的四成以上，韓國最多則僅三分之一強。儘管如此，政府仍給予韓國貿易優惠，致力與其維持良好關係。

　　泰國是東南亞大國，只是國內政治偶有波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也面臨嚴重的經濟短缺情形。幸而美援挹注，協助泰國穩定經濟。農業是泰國經濟重要一環，而協助泰國重振農業生產能力，則與我國的表現極有關係。
　　民國49年(1960)，政府即開始推動「先鋒案」經濟援助計畫，即包括對泰國的技術援助內容。臺灣地狹人稠，對農作單位產量需求大，政府具有極佳農業技術輸出能力，泰國得以獲益。尤其泰國北部屬於農業地帶，因歷史因素而遍種罌粟，不僅危害人類健康，也損及國家形象。民國60年代(1970)初期，泰王為改善泰北罌粟問題而與臺灣建立的「山地計畫」，以此維持雙方合作。此後，雙方雖然失去政治關係，但臺灣對泰國的投資仍有千位之數。

　　菲律賓是臺灣南方鄰國，僅隔巴士海峽相望，兩者因而發展務實關係。民國45年(1956)，雙方簽訂貿易議定書，建立經貿關係。此後，雙方經濟往來益深，尤其在民國48年(1959)後貿易狀況直線上升。至民國54年(1965)，我國即已成為菲律賓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
　　雙方在進出口順逆差互有領先，大致以菲律賓對臺維持順差為主。惟彼此亦明瞭建立經貿關係必要，遂展開簽訂貿易協定之談判。民國57年(1968)，雙方正式談判，幾經折衝，仍無交集，並未能建立有效貿易協定。雖然如此，臺、菲貿易仍持續進行，臺灣對菲輸出稻米、水泥等商品，對菲律賓民生經濟有一定幫助；而菲方也對臺灣輸出部分機械器材，體現菲律賓當時的國力。

　　臺灣與菲律賓針對雙方貿易往來，進行貿易協定談判，是在民國57年(1968)開始的。在尚未進行此一協商之前，臺、菲貿易係由在民國45年(1956)所簽訂的貿易議定書所規範。民國55年，雙方貿易總額達到過去以來的歷史高點，顯見熱絡情況。
　　當時，臺灣對菲律賓貿易雖呈現逆差狀態，但臺灣農產、食品輸出菲律賓，數量可觀。不過，臺灣某大型民營食品公司在當時，將其所生產的味精輸往菲律賓時，忽略先行辦理領事貨單簽證，而被疑為走私。後來，在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調查下，認為此事並非走私。不過，此事仍突顯雙方在細部貿易協定尚未簽訂前，貿易呈現的風險情形。

　　貨物稅是政府針對商品的本身或交易過程，所課收的一種稅額，屬於流通稅的一種。製造、代理、收受或持有該貨物，都可以成為納稅義務人。故對政府而言，課徵貨物稅除能對貨物、商品進行有效的管理外，也是合理增加政府收入的方式。然對廠商而言，課徵貨物稅會造成成本的提高，自難受其歡迎。
　　因此，政府對貨物稅的課徵，除必須建立合理、公平且制度性的規範外，對課徵貨物的對象，也有慎重選擇的必要。在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菸酒類商品因有健康疑慮，卻又擁有頗大市場規模，難免成為政府課徵貨物稅的對象。蓋此課收可將菸酒商品之成本提高，降低民眾購買意願以維持健康；又不致大幅減損市場規模，引致產業蕭條。於是，菸酒類商品乃成為合理的貨物稅徵收對象。

　　臺灣專賣事業的種類繁多，以菸酒最為知名，可帶來甚大利潤。政府將菸酒專賣收益，列為籌措資金的首要項目，規定其利益必須每日繳庫。其中酒類產品，早先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規定，必須將專賣所需用米均交由臺灣省糧食局代購，不得由臺灣省菸酒公賣局自行購買。因此製造酒類的材料，竟變成由臺灣省糧食局控制，專賣單位無法因應需要增購，體現生產線上的窘境。
　　此外，又有未稅洋菸酒流入市面，增加菸酒專賣管理成本。是故政府乃針對此類未稅洋菸酒，研商令其補繳關稅與專賣利益的辦法，包括補繳關稅130%及專賣利益100%等，可見其重視菸酒專賣事業的利潤。這些額外獲利，亦成為政府收入來源，用以建設臺灣。

　　「電信」是利用電磁設備傳遞資訊的通訊方式，可透過線路或各式無線傳輸方式進行。電信打破地理環境束縛，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貢獻。也因如此，電信設施乃成為一國基礎建設的重要環節，許多國家都致力興築電信設施。
　　臺灣電信設施自清季便已開展，在日本統治時期有大幅度的擴張。中央政府遷至臺灣之後，在美援挹注下大力建設，不僅興築臺灣本島電信設施，也致力擘劃外島與本島間的電信設施網絡，俾使各地的通訊聯繫不致因島嶼破碎地形，影響彼此聯繫。在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對電信的建設，不僅投下心力，也因此緜密臺灣電信網絡，裨利經濟發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乃至中央政府甫遷移至臺灣之時，社會民生凋敝，即連充分食糧供應亦常力有未逮，自然難以追求細緻的飲食文化。隨著美援物資穩定臺灣的民生發展，便使臺灣社會的飲食文化開始提升。
　　食品工廠的建設，一方面穩定提供飲食產品是社會穩定的一環；另一方面則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因為食品工廠也有可能進行食品的多樣化、細緻化、營養豐富化等多元加工，增加產品本身的附加價值。尤其當食品具備這些內涵後，更成為貿易商品之一，增加本身的價值。因此，興築食品工廠不僅是穩固民生的舉措，也是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增進貿易的成果。

　　臺灣係一海島，四面環海的地理型態不僅顯現海洋性格，也體現需要發展對外貿易，方能安身立命的狀況。因此，港口、碼頭的興建，乃是政府發展臺灣經濟時的重要工作。
　　碼頭和港口有規模上的差異，一個港口中可以設有多個碼頭，甚而依其功能區分，可分客運或貨運碼頭等等。部分較大的港口，可能擁有數十個以上的各式碼頭供作利用。例如臺灣主要的國際港－高雄港，便附屬超過百個碼頭。政府擴張高雄港，不斷增築新碼頭，擴充該港功能與吞吐量，為促使其成為傲視東亞的重要貨櫃港。此外，政府對基隆、臺中等國際港亦有相同規劃。透過碼頭的興築，便能看出政府致力推動對外貿易，穩固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海關是現代國際貿易的環節，負責確保關稅，並控制各類管制、危險物品之出入國境。海關來自西方式的國際制度，中國傳統上並無此設置，至清季時期引入後多以外籍人士擔任領導。當中國現代化意識逐漸提高後，收回海關控制權便成為中國國權的重要任務之一。
　　臺灣海關源自清代中國海關，但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不過名稱都是叫「海關總稅務司」。此係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中國已完成關稅自主。民國35年(1946)，政府又頒布《修正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徹底實施許可證制度，所有貨物之出入口岸，都必須憑許可證才能辦理。此後，海關在政府陸續完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關稅減讓等程序下，建立符合臺灣貿易發展需求的職權。民國80年(1991)，海關正式更名為「關稅總局」，結束「海關總稅務司」時期。

　　政府播遷臺灣後，除了美援的支持，也致力發展經濟。其中，對美貿易一直是臺灣對外貿易中的主要地位。雙邊關係大致穩定，對臺灣經濟發展帶來正面助益。
　　隨著中共崛起，臺、美的關係益發險峻。為維護雙方經貿關係，避免臺美經濟因為政治因素而憑添嚴重變化，由當時經濟部長孫運璿(1913-2006)策劃、提出，聯合美國國內之友臺人士，與我國工商界組成「美中經濟協會」(US–ROC Economic Council)。民國65年(1976)美中經濟協會在美國芝加哥組成，形式上為民間組織，卻因成員在雙方政、經領域的影響力頗大，故能產生具體有效的經貿合作效果。透過美中經濟協會等組織的努力，使臺灣在日後國際地位面臨風雨飄搖的時代裡，仍有相對穩固的臺美經濟關係，維護臺灣的生存與發展。

　　貸款是企業進行生產或擴張時常見的舉措，這種方式可以讓債務方滿足基金需求，藉以達其目的；也能讓債權方賺取孳息，獲致利潤，達成互利的結果。故臺灣各產業或廠家運用此一方式經營，也可謂一種常態。
　　在國內經濟狀況未必景氣，援引海外資金的方式，就是另外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利用外資的方法。利用外資可以透過吸引外國資金直接投資，或者向國外資金提出借貸。而這類海外借貸有時可以順便引進海外先進的技術或經驗，協助債務方舒緩資金壓力外，尚能獲得其他利益。例如臺鹽實業公司的前身「臺灣製鹽總廠」，即使身為公營企業，也曾援引海外貸款，促進自身的生產與發展。可見海外貸款之舉，對臺灣經濟發展實有助益，利用此舉者也沒有公私營企業之分。

　　政府遷至臺灣初期，與美國關係急遽惡化，後因韓戰爆發而使雙方恢復合作關係。美援的到來，穩定臺灣政經局面。此後，臺灣邁入緩步前進的階段，以紡織等產業為初期發展依據。選擇紡織業，係因其資本門檻較低，又需較多勞力投入，對就業率也有幫助。臺灣當時需要大量紡織品進口，發展此一產業有助完成進口替代。而自中國大陸地區遷入臺灣的居民，也能帶來故鄉的技術，增進紡織產業的特色，也因而造就臺灣紡織產業的鼎盛時代。
　　在同一時期，美國的經濟雖有進展，卻面臨生產過剩的情況。因此，政府乃開始尋找拓展臺、美雙邊貿易的機會。如民國44年(1955)，經濟部即規劃拓展貨物輸美的機會，顯示政府期待透過貨物輸美，增進臺灣經濟成長。

　　臺灣四面環海，又有沙岸，在生產海鹽方面不無好處。早在日本統治時期，曾先後設立兩間鹽業相關的株式會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政府合併前二製鹽株式會社，並改組為臺南鹽業公司。民國41年(1952)，在經濟部鹽業整理委員會下設立臺灣製鹽總廠，隔年改隸財政部鹽務總局。此時，臺灣製鹽總廠致力製鹽事業。
　　到了民國66年(1977)，原本屬於臺灣鹼業公司的安順廠鹽灘，被併入臺灣製鹽總廠，擴大規模。民國70年(1981)，該廠又被歸入經濟部管轄。此後，臺灣製鹽總廠便與全國鹽業發展建立聯結，為政府的整體產業政策負起責任。此時政府也正積極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將製鹽產業視為民營化的對象。到了民國80年代(1990)後，終於完成民營化，成立「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舊有日本產業採收歸公有的政策。當時臺灣主要企業，大多成為臺灣省政府所經營之省營企業，或是其他中央機關主導的國營企業。不過，官方經營的績效有時而無，為強化相關產業的生產力，民營化也成為選項之一。
　　之後，由於政府推動耕者有其田等政策，需要給予田地遭到政府收取的地主相當之報酬，以撫慰其遭受損失後的不平。故政府也常將公營企業之股票釋出，以為補償之用。這些因素使各種企業民營化開始展開。此種民營化的產業範圍很大，例如全臺最大的造紙廠「中興紙業公司」，是在配合政府政策，以及改善經營績效下，走向民營之路。這些民營化的措施，也是讓臺灣經濟發展更多元、更自由。

　　石油資源對今日世界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國對石化產業十分重視。在進行石化產業時，不免也會產生石油廢氣，這些石油廢氣可能提供其他工廠，做為燃料之用。在高雄地區擁有多所大型工業廠房，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的廢氣供應，成為值得再利用的資源。
　　民國43年(1954)以來，政府便促使該廠廢氣可供應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諸如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等中央機關，也多次函知中國石油公司與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其各自釐清自身的廢氣供應，及油氣燃料需用量，再就輸氣設備之操作費用共同攤提。政府這些舉措，使這些廠家得與中國石油公司的廢氣供應形成完善的資源網，對發展經濟時所需的能源供應，提供因應之道。

　　雲母是種含有鎂、鋁、鐵等金屬性成份的礦物，主要的類別包括黑雲母、白雲母、金雲母，其中金雲母、白雲母及白雲母亞種的絹雲母，是工業應用上較為常見者。雲母具有非常良好的絕熱效果，對電荷也有極佳的絕緣能力。同時擁有穩定的化學性質，可以抗強酸、強鹼與高壓，是製造不少電器設備的材料。雲母也能用以製作光學儀器，絹雲母則可在加工後，製作防火隔熱材料，甚至被用於有機農業，可見雲母用途甚廣。
　　正因如此，在臺灣的礦業發展中，雲母開採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與金礦開採逐漸沒落的趨勢，不盡相同。臺東有臺灣最具經濟規模的雲母礦，自民國64年(1975)起成為開採重鎮。直到今天，這些雲母礦仍是臺灣相關產業的關鍵原料來源。

　　臺灣開採硫磺的歷史甚早，早在西班牙人占領臺灣北部之際，便已有記載；名著《裨海記遊》作者郁永河(1645-?)因硫磺赴臺；清代建省以後，有計劃開採臺灣硫磺。硫磺礦以臺灣北部為大宗，例如今臺北市內的大屯火山群內，便有豐富的硫磺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有英籍商人在北投一帶私佔硫磺礦場而引發糾紛，可見硫磺礦的價值。不過，硫磺可被用於製造火藥，既具價值，又有風險，成為政府必須審慎面對的礦產。此後雖有不少商家向政府申請開採硫磺，多數遭到拒絕。另外，硫磺也可以製作殺菌、除蟲的藥品，故應用範圍堪稱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