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統治時期的女性政治受難者
當代政治民主化的臺灣，過去曾歷經長達47年的威權統治時期，那是一段充斥著政治迫害案件的黑暗時代。威權統治時期始於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終於民國81年（1992）年11月6日止，涵蓋民國38年（1949）年5月20日實施《臺灣省戒嚴令》之前發生的四六事件，直到民國76年（1987）年戒嚴令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告終，以及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再於民國81年（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才讓政治黑牢時代畫下句點。
過往，男性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常為人所熟知，近來女性政治受難者群像逐漸受到關切，開始統計女性政治受難者的人數，了解她們出身背景、受難原因，以及遭逮捕、刑求、羈押與服刑的經歷。
這些女性受難者角色多元，為什麼她們在威權時代坐政治黑牢？有研究者從判決書的「罪名」，分析她們涉及參與共黨組織活動、知匪不報、匪諜嫌疑、讀書會或傳閱反動書刊、校園師生運動、資助或藏匿叛徒、思想動搖意志不堅（接受匪訓）、洩漏公務機密或軍機、有利叛徒宣傳、詆毀政府、煽惑軍人叛逃、臺灣獨立等等。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女性政治受難者」主題下，我們依序規劃：以參加叛亂組織判刑的「政治犯」、因交遊、言行等受牽連的「政治犯」，呈現女性受難者為何成為「政治犯」或「思想犯」的因由；國家暴力的場域、獄中的生活處境，在檔案裡尋找女性從被逮捕、偵訊到服刑的過程等類別，蒐羅及整理相關國家檔案紀錄，以瞭解威權時期女性政治受難者們的生命軌跡。
參與臺北市司機工會的女性
民國36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夕，臺北市有多個職業工會陸續成立，2月9日臺北市的印刷職業工會和土水職業工會同時成立，2月16日汽車司機業職業工會和木工職業工會舉行成立大會。《民報》社論評論當時如雨後春筍的工人運動是一波以改善待遇為目標，自發性組織與集結而成，肯定工會組織既能讓工人階級追求自身經濟生活的保障，也是整體人民追求政治民主的一環。
臺北市汽車司機業職業工會的會員有七百多名，包含司機、車掌、技工。成立大會在臺北市中山堂召開，與會的會員者六百多人，會員興致勃勃，熱烈參與討論，通過工會組織章程，並在2月19日選出潘溪圳為理事長，江崑源、陳焰樹為常務理事，王火生為常務監事。然而，潘溪圳向臺北市社會課申請立案時，社會課規定僅能成立由司機組成的「司機工會」，因而直到民國36年（1947）年5月才湊到以50名司機為主體，成立臺北市司機工會，由潘溪圳任首任理事長。彰化人張金爵（1923- ）為司機工會的會計，張金爵早在二二八事件前即由老臺共廖瑞發介紹加入省工委組織，她化名張彩霞，以會計一職到各單位向會員收會費，也幫地下組織物色合適的人加入。
民國39年（1950）年10月張金爵被捕，送到臺灣省警務處刑警總隊訊問。被捕後她回想起養父在日本殖民時代私下教漢文，並教她當日本警察上門盤問時不能說實話，因而編造自己是由一位在陸軍醫院住院的外省病人「謝必生」介紹加入共產黨組織，因此在判決書中雖記載她由「謝必生介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其實並沒有謝必生這一人士。
隨著當局破獲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公車司機或相關職員的組織人士，將3位與張金爵有關的女性列為被告，即是被依「參加叛亂之組織」判處有期徒刑的有周碧霞、黃端瑛，以及被判處感化的許姜嶺，周碧霞與許姜嶺都是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助理員，黃端瑛則是在陽明山國民學校擔任教員。
據張金爵憶述周碧霞為周生發的姪女，周生發是日治時期活躍的臺共成員，周母黃忞瓢亦相當支持臺共成員，二戰後仍舊如此，周生發將地下黨人士帶回家裡集會時，周母與周碧霞會幫忙看門。
在周碧霞、許姜嶺、黃端瑛被捕後，訊問筆錄中看到她們是由張金爵主動接觸，但是並未積極吸收他人入黨。檔案卷宗裡看到已被判刑的張金爵被傳喚當證人，張金爵說她吸收周碧霞，而不知道許姜嶺有無加入組織，也隱瞞周碧霞吸收許姜嶺的組織關係。
